“哎，老济公，你这人就是有这么个缺点，婆婆妈妈的，有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周天虹一边说，一边扯着老济公的破袖子回到屋子里去了。
老济公坐下来，就掏出烟荷包装烟，慢腾腾地打着火镰，慢腾腾地抽烟。一时凄然无语，他觉得这事很难出口。
周天虹也觉出他的神色不对，就问：
“老济公，怎么啦，你有事么？”
老济公点点头，下狠心从衣兜里掏出那封信，还有高红的小坤表，一同交给周天虹，一面低声地说：
“老周，我对不住你。”
周天虹接过信，立刻打开。一看见那熟稳娟秀的笔迹，心就噗噗跳动；没有看几行，那只拿着信的手就索索地抖动起来，几乎连那张薄薄的纸都拿不住了。
老济公看见他的脸顿时变得煞白，什么话也说不出，只是用凄然的目光望着信纸。自己心里更加难过，再一次说了一句：
“老周，我实在对不住你。”
“也不能那样说。”周天虹轻微地动着嘴唇。
老济公想了想，在这种场合，尽管语言是没有用的，是最为苍白无力的，但还是应当安慰天虹几句，就说：
“老周，不要难过。被捕也不等于就没有救了。大家还是多想点办法。敌人那里，我们也有人，至少我们可以经常得到她的消息。吃的，穿的，也可以送进去。我回去马上就布置。你就放心吧，不要弄坏身子。”
老济公说过，把那封信重新装起来，就起身告辞。临分手前，他握住周天虹的手握了很长时间，一切都在不言中了。
周天虹回到屋子里就倒在炕上。晚饭也没有吃。内心痛苦万分，彻夜无眠。眼前老是浮现着高红的面影。不是她在兽兵的狂笑中遭受酷刑，就是她被关在黑屋里满脸血迹，孤苦无援。老实说，自从高红调来满城，他一直是半喜半忧，喜的是她同自己近了，也得到了提升；忧的是他始终担心着高红的安全。一听说从敌占区回来了人，他就要打个电话询问，问高红回来了没有。他有时也不是没有预感，但又不敢认真去想，怕是一种不吉之兆。现在这样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他将怎么对待呢？
适才他看了高红的信，她那种以身许国的坚贞态度，并不出他的意外。他平时就深知这一点。今天大难临头，她果然能挺风而立，显得卓异不凡。在未来的刑讯中，她是否经得起考验，倒不是他担心的事。相反，他担心的是她将要受到难以想象的摧残。怎么办呢？怎么来营救她呢？如果是一个小据点，那倒是可以去袭击一下，以解救她于危难之中。而满城是一个城，要攻打满城，那就要策划一个战役，那是上级的事。他个人是无能为力的。
在整个漫漫长夜，他摩挲着高红的那只小坤表，一颗心陷入到从来没有过的痛苦中。
六二 与叛徒交战
高红受刑以后，就被关在监狱里。犯人们听说来了一个女县长，都很敬重她。尤其那些女犯人见她的双手被拶坏，都很心疼她，帮助她端水、洗脸、梳头、喂饭，使她的精神得到很大安慰。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来了两个警察说要再次传讯。她知道事情不会就此完结，必须准备继续战斗。警察押着她穿过一道街，来到一个富家庭院。没有门卫，像是一个住家户的样子。高红一进门，就看见镶着玻璃的五间大北房。走廊上放着一些花草之类。其中一个警察先到屋子里禀报，随后走出来和悦地说：
“先生在屋子里等你！”
高红不知道要搞什么名堂，停顿了一下，故意放慢脚步。她慢慢地上了台阶，站在门口，往屋里一看，里面座位上站起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他的身量十分矮小，最多不过一米五挂零，瘦孤拐脸，留着分头，眼睛很小却机警有神。他一见高红进来，就迎上来彬彬有礼地说：
“高县长，听说您来满城好几天了，您多受委屈了。今天我把您接来，是想同您谈谈心，交个朋友。”
说过，他请高红在一把太师椅上坐下来，又面带笑容地说：
“您可别误会，别以为我是日本人，我就是本城的绅士。不过我自幼到东北去了，在东北上的大学。九一八事变后，我也很爱国，我也抗过日。‘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首歌我也会唱。你要不信，我就给你唱唱。不过，我后来觉得中日两国总是对抗这并不好，还是中日亲善，互相提携，共建东亚共荣圈好。你是有知识的人，一说就明白，所以我想同你交个朋友。”
高红再一次看了看他，从他那举止、眼神、姿态，以及他那话语中偶然流露出的生硬的词句，都可以判定他是日本人，而绝不是中国人。不由心中暗暗冷笑。
“好好，咱们不说这个了，先吃饭吧！”那人说着，朝旁边的大圆桌上一指，“这几天高县长够受苦了，监狱里那些粗糙的东西，简直连猪食也不如，怎么能下咽呢！”
高红朝那大圆桌上一看，各种菜肴、水果、点心摆了满满一桌，就彻底明白了。心里又不禁一阵冷笑。
“好吧，请您入席吧！”那人站起来，躬身一指。
“不行，这个饭我不能吃。”高红把头一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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