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天虹又长叹了一声，“晨曦，我不是不懂这个，可就是想不开呀！前几天，我满以为能把她抢回来，谁知空欢喜了一场！眼睁睁地望着她被敌人弄到保定去了。她这一去肯定是活不成了，这辈子我们恐怕永远也不能相见了！……”
天虹说着，捂住脸，眼泪从手指缝里流下来。
晨曦心里也很难过，沉了沉，继续劝解道：
“天虹，你听我说。我的看法与你不同。我以为，敌人不一定立刻杀她。因为敌人抓住一个女县长，对他们说，这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敌人一定会继续利用她做文章。只要战争的进程顺利一些，将来你们的重逢还是有可能的。”
“唉，但愿如此吧。”周天虹频频地摇着头，一面用坚定的语气说，“如果她有可能出来，我要永远地等着她！”
两个人由此又谈到全国抗战的战局，谈到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最近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被国民党逮捕杀害的事件。他们又谈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局，谈到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苦战，以及英美迟迟不肯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两个人都对此表示忧虑和气愤。谈到这里，周天虹说了一句粗话：
“他妈的！我就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实践诺言，不早点开辟第二战场？”
“还不是为了使自己少受点损失，使苏联多受点损伤？这是这些资产阶级政治家的一贯作法！”
“现在的形势很明显，”周天虹愤愤地说，“在中国，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把重担压在我们的身上；在世界，英美又把重担压在苏联的身上。这样，明显地使战争延长了，使敌后军民要付出更多的牺牲。”
“的确如此！”晨曦点点头说，“但是我看时间也不会太长了，大约正像中央说的‘黎明前的黑暗’吧！”
两个人山南海北地谈着，周天虹觉得心里愉快了许多，也渐渐有了精神了。
两个人直谈到吃饭时间，随便吃了点东西，晚上睡在一起又谈。真是知心话儿说不够，好友见面话没头啊！最后，晨曦附在天虹的耳边亲切地说：
“天虹，我认为你在我们一群伙伴之中，是一个有希望的人。高红的事，是对你的一个严重打击。但我要劝告你，要以工作为重。多打几个胜仗，狠狠地打击敌人，这也就是对高红的爱了！你说对不对？……这也就是我来的一番心意。”
周天虹为晨曦的话所感动，心头一阵热，几乎流下眼泪。他连忙伸过手几乎抱住他的朋友说：
“你说得对！你说得对！我一定听从！”
六七 新任务
一九四二年九月，周天虹的精神已经好了很多。虽然他对高红仍不时地系念，在周围同志和晨曦等友人的劝慰下，只好耐心地等待。高红自从被送到保定监狱，已经很难得到她的消息了。
这年是历史上少有的大旱之年，晋察冀的群山，到了七月，还是一片苍黄，没有一点绿色。河谷里的一点可怜的庄稼像被太阳烤焦了似的蔫头耷脑的。人们饿得走不动路，有的人爬到地里用小锄耪地，希望能有一点收成。加上日寇连续两次开展“强化治安运动”，不断向我进攻蚕食，敌后抗日根据地几乎缩小了一半。形势是极其严峻的。
在这期间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敌人对冀中平原空前残酷的大“扫荡”。这次“扫荡”是在华北敌酋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下进行的。他调集了第一一○师团、第二十七师团的主力以及第四十一师团和五个混成旅团的一部共五万人，配置飞机、坦克对这块平原地区进行猛烈突击。经过两个月极端艰苦的战斗，冀中主力兵团不得不转到外线。这块晋察冀人力、物力最丰厚的地区就被敌人占领了。
为了坚持敌后斗争，逐步恢复冀中地区，军区决定派出多支游击队向敌占区挺进。
周天虹正在军区参加一个营以上干部会议。
会议将近完了时，他接到通知，军区组织部的王部长要找他谈话。他从延安来到晋察冀，工作就是由王部长分配的。王部长是长征干部，人很年轻，不过二十四五岁，对人谦逊和蔼，有一种温文尔雅的风度。凡接近他的干部，都感到一种春风般的温暖。他是跟随聂老总在敌后开辟根据地的干部之一。据说，政治部刚成立时，只有政治部主任舒同和他，另外还有两个警卫员、两个马夫。真是找一条炕就够住了，打一盆菜就够吃了。王部长有一个惊人的长处，就是他那不同凡响的记忆力。据说，一九四一年日军大扫荡，把组织部埋藏的文件箱子挖出来了，敌人发现了军区营以上干部的名单。以后，聂司令员就规定，不许把干部名单登记成册坚壁起来。从这时起，王部长硬是把全军区几千个营以上干部的名字，以及他们的家庭出身、文化程度、年龄等等，死死地记在脑子里。等到反扫荡一结束，需要上报时，他就搬一个小凳子坐在那里，在膝盖上把几千名字一个一个毫无差错地全写出来。在全军区他这个特点简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今天，周天虹听说王部长找他，知道有事，就兴冲冲地来到组织部。王部长正在翻文件，一见周天虹进来了，就立刻亲热地叫了一声：“老周”，放下文件起身相迎。周天虹敬礼的手还没有放下，就被他紧紧地握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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