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在万分焦急中，看见村头上有几个人影晃动，果然是徐偏他们回来了。不过他们的脚步疲疲沓沓，有点无精打采的样子。
等他们走到身边，周天虹就焦急地问：
“老徐，怎么去这么长时间呀？没有见到人吗？”
“人是见到了，就是他妈的变了！”他气愤地骂了一句粗话，十分沮丧地说。
“怎么变了？”
“这里有个村长姓张。叫了好半天才叫开了他家的门。他一见我，就吃惊地说：‘你是徐连长吗？’我说：‘怎么，你不认识我了？’此后，再问他什么也不说了。问他敌情，他不说；问他县干部在哪里，他也不说。我气急了，就厉声说：‘老张，你是怎么搞的？你叛变了吗？’他扑通一声就给我跪下了，还可怜巴巴地说：‘徐连长，你饶了我吧，你可千万别带日本人来抓我呀！’我一听就明白了，他是把我当成投敌分子了，我就骂了他一句：‘你混蛋！你把我徐偏当成什么人了？你看我是那号人吗？’说着，我就把他拉起来了。他哼哼唧唧地嘟哝着说：‘现在谁是那边的，我也分不清了。’我说：‘我是带部队打回来的！你赶快给我号房子、弄饭，让部队住下来。’他又十分为难地说：‘徐连长，你们可千万别住下呀！这个地方，四外都是炮楼，他们一天来两三次。这可怎么行呢？’我说：‘这怕什么，他们一来就打！’他又惊叫了一声，说：‘啊哟，你们可千万别在这村里打仗啊，一打仗，咱们这里的老百姓可就倒了霉了！’我说：‘老张，你连子弟兵也不要了吗？你是想把我们困死、饿死吗？’他又可怜巴巴地说：‘我可不敢有这个想法儿。你们缺吃的，我可以给你们送干粮去。只求你们别住在这里，别在这里打仗！这不是我一个人这样想，你问问老百姓，哪个不怕你们在这里打仗呢？’……”
徐偏说完，仍然激动得不行。参谋王乐也气愤地插话说：
“今天盼冀中，明天想冀中，真没想到，千辛万苦回来了，碰上了一个不欢迎！”
“我看，不管他欢迎不欢迎，管理员快进村号房子去。反正不能住在高粱地里！”
周天虹一听，连支队长也这样说，就有点沉不住气了，连忙说：
“老徐，我看，咱们新来乍到，对情况还不了解。还是要慎重一些。”停了停，又说，“现在，单从这个村长的情绪，恐怕还不能说群众对我们是不欢迎的。我们必须赶快和地方党，和分区取上联系，进一步了解情况才行。”
“那么，今天晚上我们住在哪里？就住在这高粱地里吗？”徐偏问。
“我看先在高粱地里住几天，也未必不行。”周天虹说，“强扭的瓜不甜。如果大多数老百姓都怕在村子里打仗，我们一味硬干，恐怕后果不好。何况现在已经后半夜了，我们勉勉强强住下，惊动了坏人，到炮楼上一报告，我们再转移也就来不及了。”
徐偏一听，政委讲得也很有道理，就点点头说：
“那就按政委说的办：今天晚上先在野外露营。”
此时大家早已饥肠辘辘。为了使大家的情绪不致引起波动，周天虹把各连的干部召集起来，做了一番解释，并号召党员起模范作用，人们才安定下来。
又等了一两个小时，村长总算带了两个人送来了一些仓促搜集的干粮。这些干粮无非就是窝窝头、高粱面做成的红饼子甚至糠饼子之类。战士们也不管好赖，像风卷残云一般送下肚去，又喝了一些凉水，才打开背包，在高粱地里呼呼入睡了。
徐偏只铺上一块雨布，就枕着背包躺下来。
“你怎么连背包也不解呀？”周天虹问，“这样会冻着的。”
徐偏没有应声。周天虹看出他的情绪很不好，也就不再问了。他往徐偏身边凑了凑，把自己的被子给他盖上一半。天虹是一副热心肠，很善于理解人。他认为，徐偏今天回到朝思暮想的家乡，原本想会遇到故乡人民热烈的欢迎，哪里会想到碰上这种冷遇，连房子也住不上呢？不仅徐偏，就是自己，在根据地的数年间，一向同群众亲如家人，穷人家房小屋窄，有时就同群众睡在一条炕上，哪里遇到过这样的情景呢！节令已近中秋，后半夜已颇有寒意。加上秋风一阵紧似一阵，吹得高粱林哗哗作响。作为政治委员，周天虹嘴里不说，心里也是怪难受的。
不想天不作美，将近黎明时分，又淅淅地下起小雨来。觉自然睡不成了。人们纷纷起来，披上个小雨布闷闷地坐着。
周天虹更是思绪纷纭。他想起自己接受这一任务时是抱着很大雄心的。不料环境如此恶劣。像这样下去，不仅打不开局面，连如何生存下去都成问题了。他不免焦躁起来。
“老徐，你醒了吗？”他轻轻地碰了碰徐偏。
徐偏在熹微的晨光里睁开眼，一骨碌爬起来。
“你还有烟叶吗？”天虹问。
“你不是不抽烟吗？”徐偏反问。
“有时候，我也得抽一点儿。”周天虹含含糊糊地说。
徐偏从腰里拿出了一个大烟荷包，又从小口袋里抽出几张裁成条条的废报纸递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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