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洋车。”
“他住在哪里呢？”
“城东南角。”
“大娘，”天虹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说，“我是头一回到西安，人生地不熟的，我能不能在您那儿借住一宿？”
“那有什么！”老太太慷慨地答应了。
天虹欢喜不尽。下车时他除了背自己的行李，还帮助老太太提着东西，向城里走去。
西安是中国闻名的古都，高大的城墙巍峨壮观，城里颇为繁华。但他们去的东南角，却空旷冷落，在一大片空地上，孤零零地立着一座十分简陋的两层小楼。
老太太那个拉洋车的儿子，像一般受苦人那样生得黄皮寡瘦。人倒很热情，见了天虹似乎并不见外，立刻领着他沿着小木梯上了楼。天虹一打量，楼上刚刚能直起腰来，地方很小，下面有一个地铺。年轻的车夫大大咧咧地往地下一指：“就睡在这儿吧，跟我在一块儿！”
主人的热情使天虹得到很大慰安。住的有了，吃的却不能麻烦人家。因此临到开饭，他就赶紧地躲出去了。出去之前，他把欧阳先生写的两封介绍信再次检查了一遍；尽管这两封信一直贴胸带着，他明知道并没有丢。他出来带的十五元钱，除溃兵劫去五元，沿途花了五元，如今只剩下五元钱了。他小心叮嘱自己：必须节省再节省，到达延安前的一切花销全靠它了。
因此，他在西安街头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发现一种最廉价的伙食。天虹自幼上学，早晨从家里带一个黑窝窝头，在学校门口买一碗素丸子汤，然后把窝窝头掰成小块儿泡在丸子汤里，这就是他的早餐。如果汤不够，他就求小贩再添一点儿。小贩要是烦了，就挖苦他：“喝那么多冤枉汤干啥？”这些也都使他幼小的心灵受到伤害。总之，故乡最便宜的伙食就是窝窝头和丸子汤了。他在西安市仍想找到这种廉价的东西。可是找来找去，西安市既没有窝窝头，也没有儿子汤。最便宜的是一种名叫饸饹的大众饭食。小吃摊上摆着一口口冒着热气的大铁锅，铁锅上放着木架，由一个汉子攥着木杠用力一压，便立刻有几十条圆条儿面齐刷刷地落在铁锅里。然后，或四两或半斤地盛在一个大海碗里，再浇上滚烫的肉汤便成。天虹要了四两，便坐在矮凳上，捧着大海碗吃起来。陕西人爱吃辣椒，他也爱吃辣椒．觉得很合自己的口味、顿时吃得满头大汗，很是过瘾，比那个丸子汤好吃多了。可是，也许正因为过于好吃，或由于过于饥饿，这四两饸饹落肚，很觉不足。如果再要上一碗，那会使他吃得多惬意呀！可是一算价钱，他不敢吃了。眼下的事“八”字还没有一撇儿，他怎敢造次呢。于是，他带着很大的不满足慢吞吞地站起来，离开了那个小摊儿。
看看天色尚早，他摸摸口袋里的信；决定先去拜访西北大学的那位教授。因为人地生疏，他打问了不少人，跑了好多路，等找到教授的住所时，已经下午四五点钟了。这是一个有些破旧的大宅院，虽有雕梁画栋，油漆多已剥落。教授似是独居，一边静坐看书，一边守着一个大圆砂锅煮粥。天虹没有见过教授，胆怯地站在廊檐下，轻轻叫了一声“先生”。教授站起来，接过他恭恭敬敬递上的书信，并没有让天虹进屋。天虹只好在廊檐下呆呆地站着。他见教授拿着信，不言不语，反过来倒过去地看；在那张丰满略有几个麻点的脸上，没有多少表情。这信看了好长时间，最后轻轻皱了皱眉，抬起脸说：
“对不起，这事儿我没有办法！”
“先生，您不能给八路军办事处介绍一下吗？”天虹着急地问。
“不，那边，我没有熟人。”
天虹愣了。想再多问些情况，教授已经重新坐下拿起了书。他不得不失望地离开。
等他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城东南角孤零零的小楼时，已是掌灯时分。他带着几分懊丧地躺下来。但他并不灰心，庆幸自己手里还有另一封书信。
第二天吃过早饭，他就一路打听着找到了一座小学。幸好刚下第一节课，孩子们正在操场上玩。有打球的，有滚铁环的，有荡秋千的，一片嘈杂的欢声。天虹向校役说明来意，不一时便找来了那位他要找的先生。这位老师二十八九岁的样子，身着银灰色长袍，围着围巾，颇有一些知识分子的风度。天虹递过信去，他打开看了看，立刻带笑说道：“这事儿我实在爱莫能助。”这个回答，再一次使天虹跌到冰窖里。他愣了一愣，神色沮丧地乞求道：
“先生，你就不能给我写个条儿吗？”
“对不起，我同那边实在没有关系。”
天虹见事已无望，心想了解点儿情况也好，就问：
“八路军办事处在哪里呢？”
“听说在七贤庄，我从来没有去过。”
“如果不经过八路军办事处，我能直接去延安吗？”
“这个怕有危险。听说路上专门有人拦截，前些天有一批青年到那里去，就被政府派的人抓起来了。”
这时，“丁零！丁零！”上课的铃声响了。
“对不起，我要去上课了！”这位老师微微点了点头，投过几丝抱歉的微笑。
天虹很不甘心，还想再问些情况，那位老师看看左右无人，附着他的耳朵悄悄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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