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红知道这种工作同发动减租还有不同：发动减租是发动群众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进行斗争，而参军则是要他们自己或自己的亲人献出生命。这是非同小可的，工作本身是相当艰巨的。高红免不了走家串户地去做工作。好在这时同初来杏花营不同了，村干部和党支部都配合得很好。
经过一个礼拜的动员，村里已经有十几名青年报名。高红虽然住在周二家里，却没有动员国强参军。因为她看见周二背驼得那么厉害，心里很有点可怜他；如果再把他的儿子动员出去，未免心中不忍。因此话到嘴边就咽回去了。哪知这天她刚从一家贫农那里出来，却被国强截住。
“你为什么不找我参军呢？”他满脸不高兴地问，“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过去在高红面前，他是不敢抬眼睛的；现在熟惯了，把眼睛睁得大大地瞅着她。
高红自然不能说出自己隐秘的情感，就笑了一笑，避开说：
“你是挺好的小伙了，我怎么会瞧不起你？”
“那你为什么不找我呢？”
“我是考验考验你的自觉性嘛！”高红随机应变地说。
国强听了这话，高兴了。
“告诉你，我是决心要报名的！”
“这个……，我当然赞成。”高红说，“你先同你娘商量商量。”
高红这天跑了好几家，实在累了；晚上回到周二家，一倒在炕上就睡熟了。夜半醒来，听见院子里还在悄声谈话。
只听国强用撒娇的声音说：
“妈，你就答应我吧。你看人家都去了，我怎么能落到他们后边去呢？”
隔了一会儿，只听房东大娘说：
“孩儿，我不是拦你，你妈不是那种不懂事的，我是可怜你爹。你看他那个样儿，刚刚四十几就成了小老头儿了。你走了以后家里的地可怎么办呢？”接着，似乎有抽泣的声音。
“妈，你不要这样。”又是国强的声音，“村里说，我走了以后，村里会有人代耕的。”
隔了一会儿，大娘似乎停住了抽泣：“话都是这样说，谁知道到时候会怎样！”
下面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固执的意念：“我想，拴柱哥不会说话不算数，再说这是边区政府的政策。妈，你就答应我吧！”
“叫你爹说！”又是大娘的声音。
沉默下来了，没有再说话。大约停了一袋烟工夫，才听见一个充满决断的坚实有力的土音说：
“孩儿他娘，你就叫孩儿去吧。打日本，这是正事。我周二窝囊了一辈子，不能再让孩子也窝在家里！”
事情仿佛这么一锤定音，下面又沉默下来了。
不一时，听见大娘摸索着走进来，没有点灯，就在自己的身边悄悄躺下。高红却再也难以成眠。不是别的，而是一种东西深深地感动着她，使她进一步认识到贫农这个阶层。这个阶层，在农村中的地位最低，所处的境遇最困难，而他们的革命性也最强。即如这次参军来说，也以贫农的子弟居多。尽管他们的生活最为困难，但他们却是如何地深明民族大义啊！
扩军工作相当顺利。杏花营报名参军的青年有三十余名，几乎够一个排了。举行欢送大会那天，县里区里和附近部队都来了人表示祝贺。高红的老同学、《晋察冀日报》的记者晨曦也来现场采访。这天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参军的新战士头上箍了块崭新的羊肚手巾，胸前戴着大红花，肩膀上或者腰里带着一双新鞋，一个一个笑得像秋天的石榴咧着嘴儿。开完大会，干部们把他们一个一个扶上马去。这时，他们的亲人也都前来告别。这场面自然十分动人。国强的妈妈拉着儿子的手还不肯放，刚要张嘴说话，泪就刷刷地流下来了。挣扎了半晌，才说了一句很平常的话：“儿啊，你要好好干啊！离家门近的时候，你就来看一看，远了你就写封信来。……”高红在旁边看着，眼睛也湿润了。
一场大喧闹和情感的大激动过后，村庄寂静下来。
黄昏时分，西天上腾起一大片玫瑰色的霞光，村庄沐浴在夕阳柔和的余晖里。高红借了一个大面盆，抱着衣服来到井台上，痛痛快快地洗了洗头，然后又洗起衣服来。
“高红！高红！”
高红听见有一个熟稔的声音唤她。远远一望，一个人正朝着她急匆匆地走过来。高红一看他那圆胖脸和那副黑边近视镜就知道那是晨曦。他穿着瓦灰色的中山装，领扣也没有系；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大概因为漏水，口袋染了很大一块蓝色。一切都显出文人不修边幅的样子，抗大那种严整的生活痕迹，在他身上似乎已经不多了。
“我找你好半天了！”晨曦满脸都是热诚。
高红笑了，示意他坐在对面一块大青石上，亲热地说：
“晨曦，我在报上看见了你不少的文章，你跑了多少地方呀，你真成了边区的大记者了。”
“那个不算什么！”晨曦摇摇头，“我的那些诗你看了么？那是下了一些工夫的。”
“诗倒没有看见。”高红带着歉意。
“哎呀，高红，你对老同学多不关心哪！我的诗，《晋察冀日报》、《子弟兵报》上都有，《诗建设》上更不少。你没有见过《诗建设》吧？”晨曦说着，从挎包里抽出一本油印诗刊递过来，“你瞧瞧，这是诗人田间、邵子南主编的，诗人方冰刻印的，你瞧瞧印刷得多精美！在敌后能够出这样的刊物多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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