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延安最重要的是我们受到了毕生难忘的革命理论的教育。学校的课程有：《日本问题》、《联共（布）党史》、《时事问题》、《政治常识》、《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等。任教的除冈野进同志外，都是中国的专家、学者，像李初梨、赵安博、王学文、何思敬等同志。他们都讲得通俗易懂，联系实际，使我们明白了许多有生以来从来也不懂的道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使我们明白了，什么是剥削，什么是阶级，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人是吃人肉、喝人血的不劳而获的剥削者，什么人是终年劳动不得一饱的劳苦大众。一句话，使我们明白了什么人是我们的敌人，什么人是我们的朋友。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明白了用：些把我们送上战场、要我们‘效忠天皇’、为他们当炮灰的人，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而全世界的无产者和中国人民才是我们的朋友。从这时起，那种把日本大和民族标榜为‘天之骄子’、‘独得神佑’的武士道精神，以及‘保卫日本生命线’、‘防止中国赤化’、‘膺惩暴戾支那’的欺骗也就彻底瓦解了。在延安的这一段生活如果概括为一句话，这就是共产主义思想彻底瓦解了我们根深蒂固的武士道精神，或者说是我们的新生。”
听到这里，周天虹感慨地说：
“怪不得呢，刚一见面，我就觉得你变成另一个人了。让我为你的新生来干杯吧！”
说过，他又满满地斟上酒来，两个人一饮而尽。小林两颊上升起一层幸福的红晕。
饭吃好了，小林起身告辞。周天虹一直把他送到村外。临别时，周天虹说：
“小林，我还没问你，今后有什么计划呢！”
小林笑着说：
“我现在跟你一样也是八路军了。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投入工作，赶快把‘日人在华反战同盟支部’成立起来。争取更多的日本人和我们站在一条战线上。我现在马上回到团部就要同那两个新俘虏进行谈话。”
“那两个人，其中一个很顽固。曾经拒绝吃饭。”
“知道，知道。”小林笑了，“他叫渡边一郎，是个军曹。他那股顽固劲儿，大概和我被俘时差不多吧。另一个叫吉尾，是个学生，态度比较好。你放心吧，我是有信心有办法教育他们的。”
小林说过，就像有坚定信念明确目标的人那样，放开大步昂头挺胸地向前走去。
四○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黄土岭一战，日军损兵折将，使华北敌人惶恐且又震怒。于是从张家口、保定、石家庄等地凑集了万余兵力，对北岳区进行了整整四十天的“扫荡”。一个冬季就这样过去了。转瞬就是一九四○年的春天。
在易水河的河岸上，又是浅浅的雾一般的绿色。接着山桃花、杏花和梨花又相继开放了，远远望去，就像一片白雪似的。
这天，周天虹和刘福山等人正在连部议事，左明从后方医院回来了。他的一条腿稍稍有点儿拐，脸色因失血过多而发黄，但眼睛依然炯炯有神，一笑一口白牙，还是那样漂亮。他一走进屋，就被大家围起来了。刘福山搂着他的脖子亲热地说：
“锤子，你可回来了，我真想死你了！”
“你想死我大嫂了吧？”左明笑着说。
“不不，真的，”刘福山说，“你和指导员都不在，弄得我又是拳打，又是脚踢，简直连喘气的工夫也没有。”
周天虹一直怀念着这位朋友，今天见他回来真是高兴万分。他拉着左明的手，眼睛一直盯着他。
“听说这次你中了四五颗子弹，伤了骨头没有？”周天虹亲切地问。
“咳，没事儿。”左明摇摇头说，“我这人从小就命大。我当放牛娃那会儿，有一次下大冰雹，我钻到牛肚子底下，也没有砸死我；有一次从山崖上摔下来，也没有摔死我；当兵负了两次伤，也没有事儿。这次几颗子弹，有两颗从肺上穿过去了，两颗从腿肚上穿过去了，还有一颗打中了我的大腿根儿，我想可别把我传宗接代的玩艺儿给打掉了，谁知道也没有事儿……”
他说得人们哈哈大笑。刘福山用那只独眼亲昵地瞅着他说：
“锤子，说实在的，开头儿我听说你负的伤那么重，我想你恐怕回不来了。你最好的前途，也就是保住条命，在山沟沟里找个媳妇，像别的老红军一样在这里安家了。”
“别说泄气话！”左明把手一扬，“把小日本打走，我还要建设新中国呢！”
正在这时，哨兵进来报告，说：
“周排长，外面有一个女同志找你。”
一说“女同志”，左明那双明亮的眼睛滴溜一转，瞅着周天虹笑着说：
“是去年春天来看你的那个女同志吧？”
“快，快请进来，让我们也认识认识。”刘福山起哄地说。
“我还不知道来的是谁呢！”周天虹故作镇静地说，其实心里已经怦怦直跳，红着脸走出去了。
走到门外一看，果然就是高红。尽管春寒尚重，她已经换上了浅蓝色的夹衣，紧紧地束着一条皮带。肩头上搭着一个薄薄的铺盖卷儿，似乎要远行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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