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教你这样敬礼的呀?’
“‘准尉教的，他说必须向每个军衔比我们高的人敬礼，而你们是两个人在一起走……’“对于我们女孩子来说，军队里的样样事情都是深奥复杂的。要学会识别肩章标志就特别困难。我们参军那会儿，还有菱形的、小方块的和长方形的各种领章。你总得费劲去想，某某军官是什么军衔。有一次，一个军官对我说，你把这包文件给大尉送去。可我怎么识别他是大尉呢？我边走边想，结果把‘大尉’这两字搞忘了。我走到他跟前说：
“‘叔叔，有个叔叔，就是那边的一个叔叔，叫我给您送这个来……’“到底是哪个叔叔呀?’
“就是穿蓝裤子绿上衣的那个……’
“我们记得住的，不是这个中尉或那个大尉，而是别的特征：好看的或难看的，棕色头发的或者高个子的……‘喏，就是那个大高个儿!’——你马上就知道是指谁了。
“不用说，当我看到了烧焦的工作服、烧焦的胳膊、烧焦的面孔时，我才懂了，这就叫战争。坦克手们从燃烧的坦克里跳出来，浑身都着了火，而且除比之外，他们还常常断了胳膊、断了腿，伤势都很严重。他们躺在那里，向你请求道：我要死了，请写信给我妈。或者，写封信给我妻子……每逢这时，我们心里都有一种比恐怖更折磨人的感受。
“有一回我双腿受伤，坦克手们把我抬到一个村庄。我记得这村庄是在基洛夫格勒一带，叫黄村。卫生营所在地的女房东哭着说：
“‘真细（是）的，介（这）么年青的小伙子！……’“坦克兵们笑了：
“‘大妈，介（这）不细（是）伙子，细（是）个丫头！”
“她坐在我身旁，仔细端详说：
“‘细（是）丫头？细（是）丫头？明明细（是）个年轻小伙儿嘛……’“我那时头发都剃了，穿着连衫裤工作服，戴着坦克帽——象个地地道道的小伙子……大妈在高板床上给我让个位置，甚至还为我宰了一头小猪，好让我快些养好身子……她老是怜悯地说：
“‘莫不细（是）男人不够了，介（这）么一个小妞儿都挑来打仗……还细（是）个小丫头嘛。’“我十八岁那年，在库尔斯克会战中，被授予一枚战斗纪念章和红星勋章；十九岁时，获得了卫国战争二级勋章。部队补充新兵时，来了许多小伙子，他们年纪很轻。对他们来说，勋章当然是很稀奇的。何况我和他们年龄差不多，都是十八、九岁。有一次，几个小伙子讥笑地问我：‘你是怎么弄到这勋章的? ……你也参加过战斗？’甚至还有这样故意挖苦的：‘难道子弹会穿过坦克铁甲吗？’“后来，我在战场上冒着枪林弹雨给他们中的一个小伙子包扎。我记得，他叫谢戈列瓦特。他请求我原谅：
“好护士，原谅我吧，我那时挖苦过你……’“你问我们那时懂不懂爱情？如果说懂，那也是中学生的爱情，而中学生的爱情是幼稚的。我记得，一次我们被包围……四面八方的敌军围得越来越紧。我们下了决心：夜里行动，或者突围出去，或者死掉拉倒。我们知道，死的可能性最大……我不知道，下面这件事该不该对你讲……
“我们坐等黑夜到来——毕竟还是想冲出去啊。当时营长负了伤，米莎自告奋勇担负起营长的职责。他最多十九岁……突然，他对我说：
“‘你总尝过滋味儿吧？’
“‘尝过什么？’我那时倒很想吃点什么。
“‘不是什么，是人……’
“‘没——有——……’
“我也还没有尝过那滋味儿。要是就这么死掉了，却还不知道什么是爱情的滋味儿……夜里我们会被打死的……’“‘你说些什么呀，傻瓜蛋！’我这才明白他的意思。
“可怕的不是你被打死，而是你就要死了，却还不懂得生活，什么滋味都没有尝过。这是最可怕的。我们为了生活而死，可还不知道什么是生活。”
我们又回到了最痛苦、最折磨人的话题上来。
“……在坦克部队里，卫生员死得相当多。因为坦克上没有规定给我们的位置，只能紧紧趴在铁甲上面。我们只担心一件事，就是别把脚伸到履带里去。还必须留神哪辆坦克起火……然后要跟着跑过去，爬上去……在前线时，我们共有五个知心女友：柳芭雅辛斯卡亚，舒拉·基赛廖娃，托妮亚·鲍布柯娃，季娜·拉泰什，还有我。坦克兵们都管我们叫．‘科纳柯沃城的五姑娘’。那四位女伴后来全都牺牲了……
“在柳芭·雅辛斯卡亚牺牲的那场战斗前夜，我和她坐在一起，互相搂着，说心里话。这已经是一九四三年了，我们师打到了德聂伯河畔。柳芭突然对我说：‘你知道吗，我在这次战斗中会死的……我有一种预感。今天我到司务长那儿去，求他发一件新衬衣给我，可他舍不得，说是你不久前才领过一件。明天早上我们两人一起去吧，你陪我去求求他。’我安慰她说：‘我已经和你一起打了两年仗，现在子弹都怕我们了。’“可是到了早上，她还是——个劲儿地劝我一同去找司务长。我们总算讨到两件新衬衣。这样，她终于有了件贴身的新衬衣……雪白雪白的，有一道小松紧带儿……结果她真牺牲了，全身是血……白的衬衣，红的血，红白相间——这情形到今天还留在我记忆里。她事前已经想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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