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拖拉机集中在避风雨的地方，那儿也稍稍暖和一些。工作最麻烦的是缺少零配件，因此他教我们开拖拉机，可以说是倒过来教的。
“‘瞧见曲轴的曲颈了吗?’伊万·伊万诺维奇问，然后他开始说明：‘如果把它翻上去，拖拉机手就干不成活儿，而且要吃苦头了。曲轴变成椭圆状是绝对不允许的。必须要研磨，但研磨机床坏了，没法研磨，所以，每过一两天必须把连杆轴承整个儿地重新上紧。至于这个嘛，等你们开始干了，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我们的训练班就是这种样子，驾驶的偏偏又是这种机器。
“我是倒退着把拖拉机开进地里的：我这台斯大林格勒出产的拖拉机，变速箱里的大部分齿轮都已经老掉了牙。原因也很简单，这台拖拉机上的变速箱，是从那些行驶了二万公里、在设备帐上已报废的拖拉机上拆下来装成的。还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一位和我一般大的女拖拉机手萨罗契卡·戈占布克竟然没发现散热器漏水，结果把马达弄坏了。
“工作很疲劳，一昼夜只能睡三、四个钟头，马达长时间运转，违背操作规程，很容易起火。我知道超负荷运转是怎么回事，也知道按照这种程序必须如何驾驶拖拉机——不能转圈，也不能斜着往前开。……润滑剂和燃料全都按照战时定额标准使用，你得全力对每一滴油尽心负责，对每一个哪怕已彻底磨损的轴承也得视若性命。
“有一天下地工作前，我打开齿轮箱盖子检查油质，发现了一些乳浆。我忙喊队长来，说应该注入新机油了。队长走过来，用指头蘸了点机油，捻了捻，闻了闻，说：‘甭担心！可以再干一天活儿。’我急忙说：‘不行呀，您自己说过的嘛……’他打断我的话：‘我真是自作自受，倒叫你给咬住不放了。知识分子就是难弄。我命令你：开车，就这样开！去吧!’说罢，他便走了。
“我只好开着拖拉机下地了。挂钩上带着中耕机。协调中耕机并不难，但扬起的尘土实在可恶。拖拉机冒着烟，热极了，叫人喘不过气来。今天还有点蹊跷：轴承是怎么搞的?我觉得机器有点跳，赶忙停下来，好象又没什么了。等到再给负荷，机器又跳了起来！我认真想了想这怪现象，然后又不顾一切地开起来。突然，我的座垫下面‘突、突、突’地震动起来!
“我熄了火，跑到检视孔那儿，打开盖板一看，上面粘粘呼呼的机油沾着一层金属细屑，——两副轴承已磨得粉碎！
“我跳到地上，抱着轮胎大哭起来。我真该死：刚才明明看出是什么油质了！助手玛塔也害怕起来。刚才我真该厉害地跟队长争一下的，可是却没有，迂腐的书生气啊！
“我听到身后有人说话，便转过身来。糟了！集体农庄主席，拖拉机站经理，政治部主任都来了，当然，还有队长伊万·伊万诺维奇本人。都怪他不好！
“他站在那儿，不敢过来。他心里有数，可是却一言不发。我也一言不发——说来说去还是我铸成的大错呀！
“拖拉机站长问：
“‘坏了几副轴承?’
“‘两副。’我回答。
“政治部主任转过身去对队长说：
“‘怎么办，难道要我把这个小姑娘这交法院受审吗?检查油质，本来是你的职责……’“交涉了几次，事情总算过去了。从这以后伊万·伊万诺维奇在我面前再也没骂过人。
“我整天整天地开拖拉机，只要机器能运转，我就不下来。这种曲轴，一口气能连着运转一天一夜，甚至三十个小时，只要过后再把连杆轴承往紧里调一调。这样一来，一天里最多只能睡上三、四个小时……
“后来我们交好运了，找到了妈妈，因为她的品行特别廉洁，上级委派她为被围困的列宁格勒的各家医院分配食品。她很胜任这项工作！四二年二月，人们把在结冰的日兹尼大街上饿得奄奄一息的她送回家去……我一辈子都记得这件事。我的孩子们也都知道。
“妈妈是通过我的一位住在撒马尔汗的童友找到我和妹妹的，我跟这拉童友一直有通信往来。妈妈来了，我们又有了家。田里的活儿全干完了，我们把拖拉机送去检修，又开始在拖拉机站工作。这天，妈妈突然对我说：
“‘我想，你应该到学校去。’
“‘我一愣：我去学校能干什么?如果说是去督促妹妹学习，那她门门功课都是五分呀。妈妈把话给我挑明了：
“‘难道说，要我去替你把十年级读完吗?’
“您简直想象不出，在经历过这一切之后，重新坐到课桌边，解习题，做作文，背德语动词变位(而不是去打德国法西斯！)——这有多么不习惯！要知道，此时敌人已逼近了伏尔加河！
“我还是进了中学。本该再稍稍等等的：四个月后我就满十七岁了，到那时谁也不能把我从工作岗位赶回家去了！可是我也并没有等到十二月二十五号我生日那天。因为共青团斯大林格勒州委（我们所在的那个村划入了斯大林格勒州）发出号召，号召青年们踊跃加入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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