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一次走进一家小茅屋，里面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两条磨得光光的长凳和一张桌子。就连喝水杯子也没有。老百姓的一切都给敌人抢走了，但是屋角却摆着—尊圣像，圣像上罩着一条手巾。
里坐着一位老公公和一位老婆婆。我们的一个游击队员脱下长筒靴，解开包脚布，包脚布已经破得不能再破了，因为又是下雨，又是泥泞，靴子也是破的。那位老婆婆见此情景，走到圣像跟前，取下罩在圣像上的手巾，递给他：‘包上吧，孩子，不然往后你怎么走路呢?’这个茅屋里再也不剩什么了……”
这儿又有两个故事——费克拉·费多洛夫娜·斯特卢亚和索菲亚·米伦诺夫娜·维列夏克讲给我的——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总是交错在一起。虽然我是在不同时间记下这两个故事的，再说，费克拉·费多洛夫娜住在威帖布斯克的迪斯纳镇，而索莽亚·米伦诺夫娜住在基辅。可不知怎么，每当我想起这一个，立刻又想起那一个来。两种生活，却好象是一个人。
……我带着女诗人艾达·谢苗诺夫娜·奥格涅茨维特的介绍信，到迪斯纳镇去访问费克拉·费多洛夫娜·斯特卢亚，她是维列希纳游击运动的参加者。“她有着阿列克赛·梅列西叶夫（苏联著名英雄，“无脚飞将军”，事迹见波列沃依的长篇小说‘《真正的人》。——译者注）式的遭遇……而她又是个女人，所以更加动人心魄。”……女诗人把信交给我时说。
乡下男孩永远是消息最灵通的人。他们带着我在热闹的迪斯纳走街穿巷，喋喋不休，争先恐后地向我说着他们知道的一切。
“费克拉大婶有奖章呢。”
“不对，是勋章。我爸爸说啦，是勋章。”
“我妈妈跟她家吵过架，她家的母鸡啄坏了我家的黄瓜。”
“那就是她们家，最高的一座房子……”
我已经知道，这个房子是不会有人出来迎接客人的，得由我自己去开门，然后把手提包放在门口，脱下外套，直接进屋去。斯特卢亚姐妹俩住在一起，费克拉·费多洛夫娜和奥尔佳·费多洛夫娜，两个人都身患重病。
……两姐妹穿着节日盛装在等侯我：“我们已经听说，来了一位记者。是邻居小鬼头说的……”
难道他们这么快就已经来过啦?！
费克拉·费多洛夫娜·斯特卢亚(女游击队员)：
“我的两条腿受了伤，人也失去了知觉。天气冷得厉害。我醒过来时，两只手也冻伤了。别看现在两手很灵活，很健康，可是当时却都发黑了，因为我当时在地上爬，手又是潮湿的。至于两脚，那就甭提了。如果没有那严寒天气，两条腿兴许还有救，可是它们当时还在流着血呢。我病了很长时间，人家把我和别的伤员排在一起，把我们很多人集中到一个地方，可是德国人正在包围我们。我们又要被围困了……于是我们就象柴禾似的给架在雪撬上。当时真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们被堆在雪撬上，然后就拉到远远的森林里去。就这样一次次地运着。后来医院才向莫斯科方面报告了我的伤势。我那时是最高苏维埃的代表。”
“您的两条腿都伤了吗?”
“是的，两条腿全都坏了。我现在的腿是假腿。我的两条腿就是在那时，在森林里被截掉的。手术条件非常原始，他们把我放在一张桌上，就开始了手术，连碘酒都没有，用普通的锯子锯腿。两条腿就这么锯掉了……我被放到桌子上，没有碘酒……派人到六公里以外的兄弟支队去找碘酒，我就躺在桌上等着。麻药也没有。何止是麻药，什么药都没有。
“医院一直同莫斯科联系，要求派飞机来，一架飞机飞来了三次，但只在高空盘旋，无法下降。周围的敌人拼命向它射击，第四次，飞机总算降落了，可我的两条腿已经截掉了，后来，在伊万诺夫和塔什干又做了四次修补截肢，因为发生了四次坏疽病。每一次都切下一段，截位越来越高。我们有位外科医生自己也没有腿，他谈到我时说——这是别的医生告诉我的——：‘我对她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给那么多男人做过手术，却从未见过象她这样的人……’“战后我回来了，回到迪斯纳。您相信不，我连一个月都没休息，就上班了。”
“那您的两条腿怎么办?”
“我是装了假肢回来的。我现在走路不行了，因为我老了，可当初那会儿，我跑遍了全城，都靠步行，一口气可以走三公里。我常常到集体农庄去，因为我那时是区执委副主席。要是我坐在办公室里，人家就会缠住我。”
“您怎么工作呢？”
“如果别人照顾我，我反而会发火。那会儿，还没有象现在这么有文化的集体农庄主席。每逢有什么重要活动，区里就得派人下去。每星期一，我们都要被召到区委，分配任务，然后到各农庄去。有一回，我一大清早就起来，望着窗外，看见别人不断地到区委去，偏偏就没叫我。我伤心极了。我真羡慕他们的好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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