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不知道，在战争中带个孩子是多么可怕。我们现在生活安乐，我住在儿子家里。我哪儿也不去，从来不领旅游证……您也许不相信：我就是不能离开儿子，离开孙子，哪怕离开一天我都会害怕。我儿子也是哪儿都不去。他工作快二十五年了，从来都没有外出旅游过，工作单位的同志奇怪得很：他怎么一次都没申请过旅游证。‘妈妈，和你在一起我最舒服。’——他就是这么说的。我的儿媳妇也是这样。我们甚至连别墅也没有，就因为我们分开几天也做不到。也许在你们看来这很奇怪，可我就是一刻也不能没有他们……”
“连分开几天都不行?”
“不行，一天看不到他们也不行。如果您参加过战争，您就会懂了，分开一天，这是怎么回事。哪怕只是一天……”
哪儿会有喜欢战争的母亲啊?凭着自己有孩子，有孙子，她们会希望战争吗?
第12章 “我拯救了生命……我拯救了和平……”
“……在一次战斗中，我们捉到了很多俘虏，在他们中间有些是伤员。天气炎热，我们不但给他们包扎，还找来水壶，喂他们喝水。我们那片地方光秃秃的没有遮蔽，敌机不断来进行扫射。上级下令：立即挖掩蔽壕，进行伪装。
“我们开始挖壕沟。德军俘虏呆在一旁看着。我们向他们解释，说：帮忙挖一挖吧，我们一起干。当他们听懂我们要他们干什么时，恐惧地望着我们，以为一挖好坑我们就会把他们推下去枪毙。他们估计我们会象他们对待我们俘虏那样来对待他们。您要是能看看他们在挖坑时的那副恐惧相就好了。
“当他们看到我们不仅给他们包扎，给他们喂水，还让他们躲到他们自己挖的掩蔽壕里时，才醒悟过来，奇怪得不知所措……”(摘自军队护士伊琳斯卡娅的叙述)
伊里亚·爱伦堡在他的一篇军事论文中写道，战争若没有仇恨，就是不道德的，无耻的，就好象没有爱情的姘居。这是勿庸置疑的。我们的战土经受过巨大的痛苦而产生了神圣的仇恨，这是难以排解的仇恨。可是，象护土尼娜·瓦西里耶夫娜·伊琳斯卡娅上面所讲的那种事情并不少见。不过，当你身边躺着死人、伤员和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同志，还有从深深的树洞里搬出的儿童尸体时，是不可能做到宽恕—切，或讲究什么抽象的人道主义的。
“我们师解放了阿扎里奇郊外集中营，一群受伤的孩子送进了我们卫生营。他们虚弱到了极点，我们给他们输血时连静脉都找不到，这简直就是一颗颗包着一层韧皮的核桃仁。怎么给孩子们截去那小胳膊小腿儿?我早有准备，心灵会剧痛，可没想到连眼睛都在痛——我们实在没有勇气目睹孩子们的惨状。我觉得，眼睛跟心一样……”——护士基利契说。
还有一点是：人们并没有忘记自己仍然是个人，道德上的这一胜利是我们在这场残酷战争中的最大胜利。本来，这场战争似乎已消除了我们对那些穿法西斯军服者的一切人情，除了仇恨之外。
然而女性的回忆一次又一次地使我感觉到了那仁爱的心胸。
艾米莉亚·阿列克谢耶夫娜·尼古拉耶娃曾在部队里当过卫生指导员。她被俘过，又从战俘营逃出来，参加了伏罗希洛夫游击队某支队。
“我们游击队捉到了一批德军俘虏。我在遭受过集中营的拷打、凌辱等许多不幸之后，以为这些俘虏休想得到我的丝毫宽恕。一大群俘虏押来了……我有个女友也在德国人的几个集中营里受过罪，两只手都没有了，我跟她说：‘好了，见鬼，现在轮到我们收拾他们了，就象他们对我们那样！’但是没有那样做，没人教过我们那样。连打俘虏都不会，特别是对年纪大的，根本就举不起手来侮辱对方……”
明斯克的共和国医院大夫维拉·约瑟夫娜·霍列娃在战时是外科医生。她回忆道：
“有一天，政委把我叫去：
“‘维拉·约瑟夫娜，派您去处理德国伤兵。’“当时我刚刚失去了两个哥哥。
“‘我不去。’
“‘可是，您要明白，您必须去。’
“‘我咽不下这口气，我两个哥哥都被他们打死了。我不能看见这些坏蛋，我想杀他们，而不是给他们治病。请您理解我的心情吧……’“‘这是命令。’
“‘既然是命令，那我去……’
“我给这些德军伤兵治疗，例行公事地处理各种事情。可我非常难受。在那里，我发现，自己第一次长出了白发，就在那个时候。我为他们做了一切：动手术，喂饭，镇痛—一公事公办。但有一点我办不到，就是晚间查病房。白天给伤兵包扎、诊脉，一句话，干就是了。可是晚间查房时必须同病人交谈，问他们感觉怎样。我可做不到这些。包扎、换药、动手术，我都行，可是要同他们谈话，不行。我也预先对政委这样说过：
“‘晚间查房我不干……’”
契尔卡塞州佐洛托诺莎市的叶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沙雷金娜在来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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