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昊建国称帝，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以西夏社会经济的发展为物质基础，而西夏社会经济之所以取得了较为迅速的发展，在短时间里完成了向封建制的转化，有是和李元昊致力于加强同中原地区的经济联系，吸收中原先进的经济体制，改变西夏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分不开的。夏国的中心地带，处于黄河上游两岸富庶的银川平原。“天下黄河富宁夏”是历史上对这个地区的荣称。元昊建国后，在疏通原有的渠道的基础上，又修筑了由青铜峡至今平罗县境长达200余里的水利工程，后人称之为“昊皇渠”或“李皇渠”，沟渠遗迹，至今仍存。“昊王渠”等的修筑，使首都兴庆府周围成为夏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之一，元昊还在国家机构中设置“农田司”以管理农业。
党项族历来以畜牧业为其经济基础，在元昊攻占了自古既有“畜牧甲天下”的河西走廊甘、凉地区后，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基础更为雄厚。著名的“党项马”及其他牲畜和畜产品是党项族与汉族地区进行贸易交换的主要商品。频繁的战争，大量消耗和损失牲畜，没有畜牧业的发展也难以维持。正因为畜牧业在党项族社会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李元昊十分重视，为了使本民族的传统经济继续得到发展，建国后设立了专官全国畜牧业的群牧司。
民族
李元昊对内实行团结叶蕃、蕃羌一体的民族政策，巩固并扩大统治基础。在党项政权的统治地区，居住着羌（党项）、汉、蕃（叶蕃）、回鹊、塔塔（蒙古）、契丹等多种民族，其中党项和叶蕃关系最为密切。“
在统治的指导思想上，李元昊摒弃宋儒理学的“礼义”思想，采用适应党项社会现状的功利主义思想和先秦法家的“法治”学说。
外交
辽宋政策
元昊时期的对外政策，即不同于继迁时期的一贯联辽抗宋，又不同于得明时期的与宋、辽和平相处，而是根据实际利益，随机应变。抗衡宋、辽、视二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这是十分灵活的外交政策。元昊继位后，同辽联姻，受辽封号。一旦两国因党项叛附问题发生纠纷，并引起战争，元昊在给辽以重创之后又立即以胜求和，恢复两国友好。对待宋朝，结盟于辽，有恃无恐，悍然发动攻掠战争。
当元昊看到辽以出卖夏国利益从中渔利，便立即决定同宋媾和，在一向坚持的名分问题上向宋做出了让步。这一步不仅使元昊摆脱了早想结束的由长期战争造成的困境，而且避免了辽为从宋得到经济实惠，有可能牺牲夏国，夏国将遭到两面受敌的危险；对宋妥协，两国议和，还可以从宋得到经济实惠，可谓一举三得。
和战宋朝
主词条：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
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之战。天授礼法延祚三年（宋宝元三年，1040年）三月，元昊因称帝得不到承认而开始进攻宋朝。元昊一面率军佯攻北宋的金明寨（今陕西安塞南部），一面送信给宋朝延州（今陕西延安）知州范雍，表示愿意与宋和谈，制造假象，以麻痹范雍。范雍信以为真，立即上书朝廷，对延州防御也松懈了。同年七月，元昊派大军包围了延州。宋朝大将刘平、石元孙奉命增援。当他们到了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时，遭到西夏军队偷袭，遇到西夏军队重重包围。
刘、石二人率军与夏军苦战，西夏军队损失十分惨重。但是因为寡不敌众，只好退守三川口附近的山坡。西夏又增援了大量军队。元昊多次写信劝降刘平，但刘平宁死不屈。最后，西夏军队猛攻宋军驻守的山坡。由于宋军人数太少，刘平、石元孙被俘。后来由于宋将许德怀偷袭元昊得手，西夏军队才被迫撤离宋朝境内，延州之围才得以缓解。
天授礼法延祚四年（宋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李元昊率兵10万从折姜南下，直抵好水川地区。李元昊为发挥骑兵优势，采用设伏围歼的战法，将主力埋伏于好水川口，遣一部兵力至怀远城（今宁夏西吉县偏城）一带诱宋军入伏。韩琦闻夏军来攻，命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数万，出夏军之后，伺机破敌。二月十四日，宋军阵未成列，即遭夏骑冲击。激战多时，宋军混乱，企图据险抵抗。夏军阵中忽树两丈余大旗，挥左左伏起，挥右右伏起，居高临下，左右夹击，宋军死伤甚众，任福战死。夏军获胜后，闻宋环庆、秦凤路派兵来援，遂回师。
天授礼法延祚五年（宋庆历二年，1042年），李元昊谋臣张元向他献计。认为宋朝的精兵良将全部都聚集在宋夏边境地区，而宋朝关中地区的军事力量却十分薄弱，如果西夏大军牵制宋朝边境地区的军队，使宋朝无暇估计关中地区，然后即可派一支劲旅乘机直捣关中平原，攻占长安（今陕西西安）。元昊采纳了张元的建议，派遣10万大军兵分两路大规模进攻宋朝。
一路从刘燔堡（今宁夏隆德）出击，一路从彭阳城（今宁夏固原东南部）出发向渭州发动攻击。宋将王沿闻知急忙派葛怀敏等人率军增援刘燔堡，宋军在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部）陷入西夏军队的重围，宋军大败，葛怀敏等15员将领战死，宋军九千余人近全军覆灭。但西夏另一路遇到宋朝原州（今甘肃镇原）知州景泰的顽强阻击，西夏士兵全军覆灭。西夏景宗李元昊直捣关中的美梦就此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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