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进入第三项议程后,同样亦不轻松.在撤出外国军队、中立国监督停火、部队轮换限额、我方控制区补充与修建机场等一系列问题上双方意见相左,长期扯皮,仅中立国问题与机场问题的谈判就持续了4个月之久.经过漫长的"马拉松式"的讨价还价,直至1953年5月2日,双方才就第三项议程达成协议.
美国代表虽然又一次被迫坐到朝鲜停战谈判桌旁,但他们念念不忘扩大战争,在陆上进攻暂时收敛后,他们又在空中发动狂轰滥炸的"绞杀战".为了粉碎敌人发动的"绞杀战",年轻的志愿军空军轮番出动作战,掩护平壤以北的铁路运输,到1951年12月底即击落美军飞机70架,击伤25架,并与苏联空军在清川江以北地区共同建立"米格走廊",迫使美军战斗轰炸机的活动空域缩到清J;!江以南;高炮部队集中兵力掩护铁路运输,保卫重点目标,成为敌机的克星.至1952年6月,美军的"绞杀战"即宣告破产.
然而,在空中"绞杀战"失败后,美军又发动了罪恶的"细菌战".1952年1月28日,我志愿军在伊川东南的金谷里、龙沼洞等地,首次发现了美军飞机布撒带菌昆虫.以后又多次在朝鲜北方和我东北地区布撤细菌.其施放细菌的种类有鼠疫杆菌、霍乱弧菌、伤寒杆菌等10余种,作为病菌附寄的媒介物更是花样繁多,有苍蝇、跳蚤等动物,也有食品、树叶、棉花等杂物.自从美军实施灭绝人性的细菌战以来,朝鲜北方军民和志愿军均有人受到病菌病毒的感染而患病或死亡.仅朝鲜安州郡一个600多人的村庄,不到半月就有50人传染了鼠疫,其中36人死亡.3月份志愿军受病菌感染死亡36人.细菌武器是违反人道主义、大规模残害人类的禁用武器.早在1925年由40多个国家签订的《日内瓦议定书》明确规定禁止这种武器的使用.美国人自然害怕自己的罪行公之于天下.当朝中政府发表抗议美国进行细菌战的声明,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提出"号召各国参加并批准1925年签订的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议案后,杜鲁门作贼心虚,急忙令其驻联合国代表行使否决权,又让国务卿艾奇逊出面抵赖说:"我愿意坦白地、毫无含糊地声明:这些指责是完全不真实的,联合国军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进行任何种类的细菌战."
为了彻底揭露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真相,中国派出以李德全为团长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调查团"到中国东北和朝鲜实地调查,又接受苏联等十几个国家的著名法学家、科学家组成的两个调查团到现场取证,还在北京、沈阳举办了美国实施细菌战的实物和图片展览,公布了25名美军被俘飞行员供述的美国关于细菌战的决策情况,并大规模地开展了爱国卫生防疫运动,揭露并挫败了美国发动的细菌战.
在战场上较量的同时,板门店的谈判也进行着激烈斗争.早在进行到第三议程讨论时,美方又建议提前进人第四项议程"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的讨论.朝中代表团认为这是加快谈判进程的好事,便同意了对方的建议.交换战俘历来是国际战争的惯例,美国参加签字并于1949年8月12日通过的《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明文规定:"战争结束,战俘应该毫不迟延地释放并遣返."但万万没有想到,美国在战俘问题上大作文章,使之成为双方争执最尖锐的焦点.
据美方宣布,战争期间共俘虏了朝籍战俘11.2万人,中国籍战俘2.08万人.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主要是1950年美军在仁川登陆时被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被俘人员绝大部分是第5次战役后期被俘的.美国的决策者们心里十分清楚,扣压为数极少的战俘对于拥有雄厚兵源的中国无多大价值,但随着战争打成僵局、和平谈判开始,美国的政治家们对俘虏问题越来越重视.他们认为,朝鲜战争只是"自由世界"同"共产党世界"之间的一场前哨战,如果把包括投降者在内的战俘都送回"铁幕"里,将来再发生大战将无人投降.同时,他们还想制造一出"战俘大多不愿遣返"的闹剧,在全世界面前丑化共产党国家的形象.基于以上阴险的目的,他们否定了美军方原打算的全部遣返战俘的意图,打出了"自愿遣返"的牌,公然对抗日内瓦公约,与朝中代表团在谈判桌上进行对抗.
为了为他们的"自愿遣返"制造口实,美方对我方被俘人员大肆屠杀,进行所谓"甄别",强迫他们改变意愿,充当李承晚和蒋介石的炮灰.在志愿军战俘营中,美国军政当局纵容指使台湾国民党特务和隐蔽在我俘虏中的反革命败类,用迫害、屠杀和严刑拷打等卑鄙手段,强迫志愿军战俘集体写血书表示要去台湾,那些热爱祖国的战俘宁死也不签名,他们被败类们打昏过去,强行按上手印.为了羞辱战俘,使他们无颜再回大陆见"江东父老",败类们别出心裁,用暴力强迫战俘们普遍在身上、胳膊上和额头上刺上"反共抗俄"等字样,还公开宣扬"不愿刺字者以倾向共产党论罪."对不愿刺宇者,白天不给饭吃,晚上不给被子盖,还连续几天进行"疲劳审讯",许多人被打昏后强行刺字,有的抗拒者被剖腹挖心示众.战俘营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美国勾结台湾和南朝鲜当局对中朝战俘以"甄别"为名,严刑拷打,强迫他们"自愿"到台湾和南朝鲜的暴行,终于酿成了震惊世界的"杜德事件".扣押在巨济岛上的中朝战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巧妙地利用倒便桶的机会,于1952年5月8日将战俘营长官、作恶多端的弗兰特.杜德活捉,并在战俘营挂出一块英文告示牌,上写:"我们生俘了战俘营长官杜德准将,绝对保证他的生命安全,待我们和他进行正当的谈判完毕之后,就安全地遣返给你们.如果因严重的武装行动而造成不良后果,将由你们负完全责任."当时,杜鲁门已任命侵朝美军总司令李奇徽代替艾森豪威尔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部队最高司令,他正与新上任的侵朝美军司令官克拉克交待工作.得此消息后,李奇微就像挨了一记耳光,一方面任命美1军参谋长科尔森为新的战俘营长官,一方面调集坦克部队进行血腥镇压.朝中谈判代表从西方记者口中获此消息后,向美方提出严重抗议,迫使新上任的战俘营长官科尔森低头认罪.他发表了一份声明称:"我和前战俘营长官杜德将军承认有过流血事件发生,结果使许多战俘被联合国军打死或打伤.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今后战俘将根据国际法准则,在本战俘营受到人道的对待.我将在我的职权范围内,尽一切可能防止再发生暴力事件和流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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