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情况下，罂粟可以带来巨额利润，烟农基本不会选择种植卷烟。但现在刘湘玩鸦片统制，提高了鸦片生产的门槛，必然压低鸦片产销利润，想必那些无法得到省府认证的烟商，愿意伙同烟农跟周赫煊做卷烟生意。
同时，周赫煊还购买了5000亩无主荒地，召集饥民帮他种植粮食。这些饥民作为佃户，由周赫煊提供种子和耕牛，第一年需要上缴两成收入做佃租，以后逐年递增，种满五年直接把土地送给佃户。
四川作为战时大后方，光种鸦片肯定不行，以后不知道粮价会涨到什么地步，周赫煊只能略尽绵薄之力。
有时候，周赫煊感觉非常荒诞，他一个文人兼商人，做的却是政府该考虑的事情。
唉，这个政府迟早要完。
说的不是四川省政府，而是南京国民政府，抗战期间发国难财的不知凡几，四大家族甚至带头这么干。
历史上，100法币可以在1937年买2头牛，到1938年只能买1头，到1941年变成买1头猪，1943年只能买1只鸡，1945年就只能买1条鱼了。
抗战期间，盐糖、火柴、卷烟、棉花等生活物资，全都实行国家专收专卖，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战争需要嘛。但这种物资专卖，却成了官商勾结的谋利手段，如果周赫煊不拉权贵入股的话，他那些工厂估计会被挤破产。
2月4日。
刘湘从成都出发来到重庆，主要目的是接见七大银行负责人，亲自过问烟土统制政策的施行。
刘湘公馆就在周公馆隔壁不远，当晚就带着夫人来周家做客。
刘湘这辈子只娶了一个太太，是乡下裁缝的女儿，比刘湘年龄大3岁。她甚至连正式名字都没有，最初被称为刘周氏，后来刘湘发迹了，才请先生取名为周玉书。
“甫公，甫婆，恭迎两位大驾！”周赫煊笑着抱拳道。
刘湘连忙拉住周赫煊，握着手说：“感谢周先生啊，是你救了四川，救了我刘某人！”
周玉书拿出一个礼盒说：“感谢周先生！这是一点小心意，我亲手做的红苕粑，希望周先生不要觉得寒酸。”
“哪里哪里，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周赫煊笑呵呵的收下。
周玉书是典型的农村妇女，当了省主席夫人也不知道打扮，一身廉价的蓝布衫，脑后盘起农妇特有的“大粑粑”发髻，满手老茧，想必平时经常干杂活。
当然，谁也不能因此看轻她，周玉书可非唯唯诺诺的村妇，她还是一头厉害的母老虎。关键时候，周玉书能够带着佣人，手持擀面杖把不守规矩的家伙打得满脸开花，其中包括刘湘本人。
刘湘也曾寻花问柳，结果惹不起家中母老虎，渐渐变成了“耙耳朵”（妻管严），连悄悄养外室都不敢。
周玉书很健谈，开口就跟周赫煊套近乎：“周先生，一笔写不出两个周字。你姓周，我也姓周，五百年前我们还是一家人呢。”
刘湘趁机说道：“那你们干脆姐弟相称嘛。”
“我倒是想，就怕周先生文化人，看不起我这个农村出来的。”周玉书赶话道。
夫妻俩一唱一和，把话都堵死了，周赫煊只好笑道：“大姐，你莫要啷个说，啥子农村不农村嘛。”
周玉书惊讶道：“幺弟（小弟）的四川话说得好哟。”
三人聊了半天家常，周玉书主动离开，找张乐怡闲谈去了。
等会客室只剩下两人，刘湘才进入正题：“老弟，都说你是政治问题专家，你来分析一下国共两党的局势嘛。”
刘湘对西安事变极为关心，仅在1月份，就前后三次通电，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后续问题，并在月底电请常凯申回南京主持大局。
周赫煊说：“国共合作是大势所趋，短时间内没有可能改变。”
刘湘笑道：“既然国共合作不可改变，那川军和西北军、东北军，都成了蒋某人的眼中钉了，他总要找个人下手嘛。”
“可以这么说。”周赫煊点头道。
刘湘又问：“你觉得我该如何应对？”
周赫煊直言不讳道：“四川的问题不在外，而在内，经济民生搞不起来，军队也别想发展，归附中央是迟早的事情。”
这话说到刘湘的心坎里，他点头道：“半个月前，何应钦来了一次成都，跟我商谈川军的改编问题。周老弟，你觉得川军该不该整编？”
周赫煊说：“川军每年4000多万军费，占到全国总军费的九分之一，老百姓早就苦不堪言。不管中央政府是否要求整编，我都觉得川军应该裁军，实行精兵简政。四川早就统一了，养那么多军队打谁？而且现代军队不似古代，不是人多就有用。”
“倒也是。”刘湘点头说。
周赫煊笑道：“我知道甫公有苦衷，裁军问题牵扯太大。但现在正是好机会啊，不如答应中央的整军要求，换来中央对四川的赈灾。整军期间，把那些不听话的兵头子都摁下去，借着中央大义没人敢反对。这样一来，既交好了中央政府，又稳定了川军内部，何乐而不为？”
“这个主意不错，我再考虑一下。”刘湘笑得有点奸。
答应中央政府整军，意味着川军国家化，人事、指挥、经理等权都要收归中央。但凡事都可操作，川军越早答应整军计划，常凯申就越会给好处，因为可以给西北军、东北军做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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