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误会应该属于洪门大佬刻意为之，因为华人在美国地位很低，而共济会又貌似很牛逼的样子，于是直接把洪门的英文名取为“中国共济会”（“美生”是“自由工匠”的音译）。
所以，孙中山和常凯申不是什么共济会会员，而是洪门中人，只不过洪门的英文名叫中国共济会而已。
当初周赫煊跟常凯申瞎扯淡，把共济会一顿乱吹。由于两人使用中文对话，老蒋完全没有反应过来，事后派人调查才知道，原来洪门的英文名就是“中国共济会”，于是更加觉得原版共济会高大上。
中国共济会和共济会，标志相同，名称相似，其实八竿子打不着，类似于“大个核桃”和“六个核桃”的关系。
读者们以后看到有谁用中国共济会或中国美生会装逼，那就狠狠打他脸吧，毕竟《民国之地摊崛起》也具备科普性质的。
闲话休提……
史汀生虽然不在意那50万美元支票，但普利兹兄弟却吓了一跳。
亨利·普利兹说：“这些钱太多了，请周先生收回。我们建立的协会，是美国人援华协会，只接受美国人的捐赠。”
“不。”周赫煊把支票塞到对方手里说，“普利兹先生，现在的中国沦陷区，还有很多中国人处境艰难。他们被日军肆意抢夺财物，好多家庭被洗劫一空。我希望，贵组织能够联络在华传教士，用这笔钱资助那些生活贫困的中国人。”
法兰克·普利兹问：“为什么不让中国人出面援助呢？”
周赫煊解释道：“西方人援助更安全，日本暂时还不敢跟欧美列强撕破脸。”
“好吧，那我们收下。”亨利·普利兹承诺说，“我会把周先生的捐赠，每一分都用在中国人身上。”
周赫煊又问：“两位神父，你们觉得日军在南京杀了多少人？”
法兰克想了想说：“现在公认为有上万遇难者，但据我的亲身经历，我估计至少有五万以上。因为国际安全区就接纳了近30万难民，但我们离开中国时，安全区里登记的难民数量只剩下25万。”
“我推测南京遇难者人数，至少有30万，而且接近40万。”周赫煊凝重地说。
“怎么可能！”
三个美国人齐声惊呼。
史汀生瞠目结舌道：“日军在南京杀了30多万人，他们是魔鬼吗？”
法兰克摇头说：“日军攻打南京时，南京的平民有50多万，再加上近10万的溃兵，南京城内中国人的总数量才60多万。而国际安全区还保护了25万难民，如果日军屠杀了30多万人的话，难道他们把南京城杀空了？”
周赫煊点头说：“很有可能。我听幸存者说，在国际安全区以外，南京城里已经几乎见不到活人了。”
“噢，上帝！”史汀生难以置信。
亨利问：“周先生有确凿证据吗？”
周赫煊摇头说：“我手上有大量的一手资料，但还没有更多的证据。我已经联系了拉贝先生，他正在坐船赶来美国，他手里的证据更多。”
“是德国的约翰·拉贝？”法兰克问。
“就是他。”周赫煊道。
法兰克说：“拉贝先生确实是个正直的人，很期待能与他再见面。”
约翰·拉贝就是《拉贝日记》的作者，此君虽然属于纳粹党员，但并没有做过任何坏事。不但如此，他利用自己纳粹党员的身份，挡住了日军无数次的刁难。他是南京国际安全区的主席，用自己的私人住宅保护了600多个难民，而他和朋友一起建立的安全区，保住了25万中国人的性命。
有一次，日军翻墙进入安全区，拉贝连忙赶来制止暴行。在得知拉贝是德国纳粹以后，那些日本士兵连忙道歉，准备从大门出去。拉贝愤怒地命令日军重新翻墙出去，大概意思是从哪里来，就从哪里滚，凶残的日军居然也照做了。
就在前些日子，拉贝回德国并写信给希特勒，详细讲述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希特勒大骂日本是野蛮民族，认为其屠杀手段不文明，屠杀的艺术应该是不见血的，然后命令盖世太保严密监视拉贝行踪。
作为南京国际安全区的主席，拉贝在德国的地址很容易查到。于是周赫煊给拉贝拍电报，说要在美国为拉贝出版南京日记，拉贝立即就答应了，并带着家人坐船往美国这边赶。
同样的见证人还有魏特琳女士，她的日记在美国《同学》杂志连载，但内容都跟金陵女子大学有关。作为金陵女子大学的安全区负责人，魏特琳只收容中国妇女，而这恰恰成为吸引日军的关键，经常有日军闯入校内抢女人。
到后来，魏特琳只能自己守在校门口，严防日寇兽性大发。但日寇却总是几个人把她包围控制，再分出人手进校抢妇女，让魏特琳分身乏术，心灵倍感煎熬。
如今魏特琳还留在中国，但她的精神已经出现问题，再过两年就要抑郁自杀，在她家乡的墓碑上刻着四个中文字——金陵永生。
同样自杀的，还有半个多世纪后的张纯如。她长期研究南京大屠杀史料，她的著作引起西方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的关注，自己却长期受到精神折磨和日本右翼分子的威胁，终于在抑郁当中吞枪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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