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良知”，就要去做，此为“行”。
“行”也要讲究方式方法，百折不挠那是肯定的，但有时候也会出错，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良知”。
将“知”和“行”结合起来，用理论指导实践，用实践验证理论，在失败当中不断做出正确调整，并保持本心永不动摇，这就是“知行合一”，就是王阳明的“心学”，也是任何成功学的核心。
理解起来很容易，做到却非常难，能完全做到那就是圣人。
这玩意儿都没法传授经验，因为每个人是不同的。性格暴躁和性格沉稳的人，对待同一件事的处理方法不同。王阳明没有像一般的成功学那样，要求心学弟子一定要沉稳踏实，而是根据自身的情况作出最合理的应对之策。
有的时候，性格暴躁反而能够成事，性格沉稳反而犹犹豫豫错过时机。
在周赫煊看来，王阳明就是一个成功学的宗师。不管民治维新时代的日本，还是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心学都属于两国政府的主流思想，老蒋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王阳明成功学追随者。
冯庸跟周赫煊聊了一会儿成功学，突然说道：“我下周回国。”
“一起吧。”周赫煊笑道。
整整拖了一年时间，飞机问题终于解决了。
美国政府答应周赫煊把飞机运到中国，但为了避免日本反应过激，必须先在苏联境内绕一圈。也即是说，先把飞机卖给苏联，再由苏联把飞机卖给中国，这样一来日本就没有理由找美国麻烦。
周赫煊已经跟苏联驻美大使联系好了，不仅要把他在美国的飞机运回去，还要顺便在苏联买30多架，凑足两个完整的飞行中队。
当然，钱都是周赫煊来出，那本成功学赚来的钱足够了。
第八百八十三章 回渝
进入1939年，日军的侵华攻势明显放缓。
去年日寇打得太快，占领的地盘太多，再加上国共两党不断展开敌后作战，日军必须对新占区域进行整顿消化。
1月1日，汪兆铭被开除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
1月21日，国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中心议题是确定“抗战到底”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总方针。
1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公开声明：“与国党合作但不合并。”
与此同时，太祖的《论新阶段》在上海刊印12万份，指出“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党是不可想象的”，称赞国党“有孙中山先生和常凯申先生前后两位伟大领袖”，高度评价了抗战以来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率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下……中国已形成一个空前的抗日大团结”，郑重号召全党必须“全体一致诚心诚意拥护蒋委员长”。
不仅《论新阶段》在上海广为流传，共党的其他地下刊物也大受追捧，《论持久战》更是被翻译成英文传播至欧美。
共党的抗战理论刊物在民间引起巨大反响，常凯申终于坐不住了，于3月11日成立“国民精神总动员会”。他提出建设“救国道德”和“建国信仰”，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和三民主义，要让中华民族在战火中获得新生。
常凯申号召开展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一方面是为了压制内部主和派声音，另一方面是为了跟共党打理论宣传战，还有一方面则是坚定国人的抗战决心。
3月27日，南昌沦陷，但南昌会战才刚刚开始。
这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首次大战，据中方数据显示，国军伤亡5万余，日军伤亡2万余。由此之后，日军的侵略步伐愈发缓慢，渐渐陷入战争泥沼当中。
周赫煊回国时已经5月中旬了，正逢“诺门坎战役”拉开序幕。
日本政府此时已经彻底失去理智，被一帮好战军人所把持，下克上的传统被彻底发扬光大。军人内阁无法完全指挥军部，军部又难以控制侵华部队，海军跟陆军为了争夺利益更是肆意胡来。
这不，关东军已经彻底疯了，居然想要吞掉苏联的远东地区。
苏联明显是不能招惹的，关东军都还没侵入苏联国境，仅仅是进军外蒙古，苏联人就直接撸袖子干仗了。这一仗要打3个多月，双方不断增兵，朱可夫由此走上他华丽的军事舞台，让五万多关东军灰飞烟灭——嗯，日军只承认伤亡1万7千人。
在很多人看来，日军已经陷入侵华泥沼当中，兵力本来就不足，居然还主动跟苏联干仗，简直完全无法用正常人思维来理解。
事实上，一切都来源于“下克上”和“海陆军之争”。
关东军由于在“干岔子岛事件”中尝到甜头，认为苏联的妥协是软弱可欺，于是主动挑起“张鼓峰事件”，在1938年2月就着手准备对苏作战。
关东军为什么想打苏联？
为了军费！为了扩大关东军实力！
于是，关东军各种忽悠朝鲜军和军部，说苏联在搞大清洗以后是纸老虎。当时朝鲜军也驻扎在边境，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脑子比较清醒，认为战事正处于进攻汉口的紧要关头，千万不能再跟苏联有冲突。
但日本军部不知道抽哪门子疯，刚开始决定避免冲突，结果临时改变方针想试探苏联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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