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政部长何应钦和财政部长孔祥熙想出个好办法，适龄青年可向政府交纳3500元钱，即能推迟一年服兵役。当时全国约有适龄青年4000万，他们觉得至少有3000万人愿意出钱，这样孔祥熙每年就有几十亿元预算收入，何应钦也有了1000万特征入伍的兵源。
那时的法币还没彻底成为废纸，3500元按市价可折算为250美元，除了家境富裕者谁交得起？
这就是“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真实背景。
在返家的路上，李宗吾说：“隔我隐居的地方不远，有户人家在前几年大旱的时候，七口人死得只剩下两口。去年底就被当壮丁抓走一个，家里头只剩个瞎眼的老太婆，造孽得很！”
南怀瑾问：“那老太婆怎么样了？”
李宗吾说：“死了。邻里乡亲都不富裕，每家匀点吃的给她过日子，她过年的时候想不通就上吊了。”
钱吉愤懑道：“怎么能这样？按照兵役法，独子是不用服兵役的！”
李宗吾冷笑道：“当官的为了立功，一个个积极得很。兵员不满就抓壮丁，先抓叫花子流浪汉，再抓这种独门单身汉，反正抓再多也不会惹麻烦。”
周赫煊没有参与讨论，他看到的资料比这更惨。因为1940年还算好的，到了1942年以后，国党抓起壮丁来简直无法无天——壮丁一路死一路跑，缺额只能半路上补充，沿途看到有农民、商贩、渔夫、纤夫……偏僻地方是见一个抓一个，就连老人和孩子也抓，甚至跑到茶馆酒楼去抓厨师和茶倌（外地人）。
老百姓为了躲兵役，就装疯卖傻，甚至自残，切手指、戳眼睛的不在少数。
不是百姓不爱国，而是新兵死亡率太高，还没上战场就有可能死上好几成。
周赫煊也懒得给常凯申谏言，懒得反映这些糟糕情况。因为常凯申是知道实情的，但国府上下已经烂到根子里了，中央再三令五申也对此毫无办法，中底层行政系统早就失控了，或者说从来都没有效控制过。
只有哪里闹出了民变，或者实在是吃相太难看，才会被老蒋抓典型狠狠惩治。对于富顺县这种程度的抓壮丁，老蒋不但不会惩处，反而会给县长发嘉奖令。
一直到回了家里，李宗吾还在发牢骚：“现在不止是抓壮丁抓得厉害，赋税也高得很。老百姓肚皮都填不饱，政府还号召为国勒紧裤腰带，号召公务员和老百姓一日两餐，说这些粮食能省下来打鬼子。打尼玛个鬼子哦！这要是抗战能够胜利，以后肯定是共党坐天下，不信我们就走着瞧。”
周赫煊笑道：“李兄，莫谈国事，小心隔墙有耳。”
李宗吾满不在乎：“他来抓我啊。我跟爱因斯坦同年，爱因斯坦都享誉全球了，我才享誉四川。老蒋要是来抓我，那我就又出名了，肯定能够名满全国！”
南怀瑾说：“周先生，你是有机会面见蒋总裁的，下次见到他的时候可以反映一下。”
“嗯，我会反映。”周赫煊不想多说。
第九百三十八章 周先生的人被抓壮丁了
事情就那么凑巧，周赫煊本不想理会抓壮丁的弊病，却偏偏有人主动来招惹。
照相馆刚刚把文庙裸童的照片洗出来，李宗吾家中突然就来了两个人。
“周先生，可算找到你了！”来者焦急地说。
周赫煊没见过这两人，问道：“你们是？”
其中一人说：“我是宜宾桃子弯的李凤元，负责帮周先生打理农场。这位是当地的袍哥兄弟，叫牛开阳。”
牛开阳抱拳道：“周先生好！”
周赫煊抱拳回礼，问道：“两位找我有什么事情？”
李凤元说：“是这样的。八天前，贵州那边有个团管区送壮丁去成都，路过宜宾的时候，沿途抓了我们农场13个佃户，还抓走了几个外地客商和本地船夫。”
牛开阳补充道：“他们是半夜抓的人，神不知鬼不觉，直到有个佃农半路逃回来才说明情况。按时间来算，那些壮丁估计已经到眉山了。”
李凤元又说：“我了解情况以后，连忙给周公馆拍电报，夫人回电说你来了自贡。我只好带着牛二哥到自贡，打听了两天才晓得你在邓关这边看朋友。”
牛开阳怒道：“狗x的贵州龟儿子，敢来我们宜宾抓壮丁，被抓的有一半都是袍哥人家！”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说个不停，周赫煊打断道：“贵州的团管区，不一定就是贵州人。”
“团管区”是民国专设征兵机构，级别更高的还有“师管区”和“军管区”，相当于新中国的军分区和人武部的集合体。
在四川大旱的时候，周赫煊在川东和川南各地购买了不少荒地，提供种子和耕牛专门安置无家可归的灾民。这些荒地渐渐发展成分散的农场，每个地区都有负责人，周赫煊定期派人去检查工作。
而各地袍哥也在其中出了力，许多灾民自发加入袍哥组织，以寻求庇护和互相抱团，每年也会给袍哥组织贡献部分钱粮。
由于抗战初期的历次大战，中国士兵数量消耗严重，所以1940年是整个抗战期间抓壮丁数量最多的。之所以影响没有1942年以后恶劣，是因为此时还有很多壮丁可抓，负责征兵的并未大规模残害无辜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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