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只是中国的一名匆匆过客，在中国没住多久，但已经把局势看得很清楚了：“战争之后，中国将会遇到极大的麻烦。花生米只明白他身边发生的事，而这个国家很大，他不可能完全控制。顽固、愚蠢、无知、专横、不容他人、不讲道理、无法说通、忘恩负义而又贪婪无比。”
我们前一章提到的石牌保卫战，老蒋虽然对外宣称是“中国的斯大林格勒战役”，颇有誓与国家共存亡、君王死社稷的慷慨决绝。但实际上老蒋吓尿了，他以为日寇即将攻破三峡、杀入重庆，他紧张到当着美国人的面，对汇报军情人员发脾气的程度。
史迪威在日记中是如此记述的：“在宜昌事件（即日军进攻石牌）中一片惊慌，他极为紧张，甚至将茶壶和花瓶摔到来访者身上。”
而让史迪威最无语且愤怒的是，远征军第二次入缅作战这么重大的事情，常凯申没有跟任何军政部要员商量。史迪威找军政部长何应钦开会讨论作战计划，何应钦表示一无所知，气得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显然，如果何（应钦）不知道，军政部里是没人知道了。那么，花生米同谁协商呢？同厨师，也许，或者是他的伙伴，上帝！这高于一切，这个自大的小东西（指老蒋）将决定几个国家的命运……这个伟大的独裁者，他让他的部队忍饥挨饿，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他以为他是主的化身，实际上他是个顽固的小蠢驴。”
常凯申是很难被人说服的，他在没有任何证据时轻易下结论，且不可更改。他在面对好消息和坏消息的同时，必然坚信好消息，即便所有线索都证明坏消息才是真实的，他依旧相信好消息。
对于这一点，史迪威同样深有感触。
在远征军作战问题上，常凯申的很多做法让史迪威匪夷所思，他只能请求宋霭龄和宋美龄去帮忙劝说：“花生米越来越不像是个独裁者，倒更像是个政治上的骑墙派。他除了树立个人声誉之外，没有什么权力，他的家人更了解这一点……花生米要比我所想的更加反复无常和怪诞。梅（宋美龄）总是说，他很难把握，他得出结论时不太考虑证据……她们（负责劝说的宋氏姐妹）已近乎精神崩溃，不能入睡。梅（宋美龄）说昨天夜里她祈求了他。梅对我说，她做了一切努力，就差杀了他。埃拉（宋霭龄）说，他在烦的时候就装出一副高贵的样子。”
所以周赫煊的任何建议，在老蒋那里都是无效的。
连宋美龄和宋霭龄都无法说服，更何况周赫煊了。别看在小事上，老蒋处处顺着宋美龄，遇到大事他半点都不会让步。
史迪威第N次离开重庆之前，特地来了周公馆一趟。他在周赫煊面前大吐苦水，抱怨一通道，“周，我已经快被你们的领袖逼疯了。他的所有军事命令，都不跟中国军政部商量，而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讨论。上帝啊，难道他的办公室助理们，会比军政部的将军、参谋更了解战争？真是荒唐透顶，美国和英国的命运，居然就可能掌握在这个傻瓜手里！”
周赫煊笑呵呵说：“那不是他的办公室，而是侍从室，我们的蒋先生很复古的。在中国古代，如果皇帝不信任自己的将军和大臣，那么就会另设私人机构，比如清王朝的军机处。”
“见鬼的侍从室，我和中国的将军还不如花生米的侍从！”史迪威疯狂呐喊发泄着。
周赫煊说：“这是中国的传统政治手段之一，君主策划于密室，其他官员照章办理即可。”
史迪威道：“可花生米身边的侍从，只会溜须拍马、隐瞒实情。你很难想象，花生米对于缅甸战场的一系列指挥，都是在对前线没有任何了解的情况下做出的！他是在谋杀士兵的生命！整个重庆，我估计是唯一会对花生米说真话的人，我说出的很多真话都让他震惊，因为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我因此得罪了很多人，得罪那些隐瞒真相的人，他们在花生米面前说我坏话，还造谣说我阴谋夺取军权，说我想当中国的太上皇。真是可笑，我一个在中国毫无根基的美国人，怎么可能夺取军权，怎么可能当中国太上皇？中国人民又不是傻瓜！”
“你不是那个唯一说真话的人。”周赫煊苦笑，“几个月前，我也在蒋先生面前说了真话，所以到现在我都无法迈出家门。我家的大门口，每天24小时有士兵看守。”
史迪威耸肩摊手：“我这次来找你，就因为你是国际问题专家，是中国的大学者。我想请你去劝说花生米，但看来是想错了，这个世界上没人可以说服他。”
第一千零四十六章 重获自由
史迪威的日记，要配合常凯申的日记来看才有意思。
当史迪威在日记里大骂老蒋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时，同一天，老蒋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此人（史迪威）之无常识、无人格，实难令人想象。”
史迪威在日记里骂老蒋不跟军政部商量军情，只在密室里做决策。老蒋则在日记里，骂史迪威隐瞒英美部队数据，想让中国士兵去当炮灰（当时史迪威拒不提供美国海军兵力文件，只说会派遣适当之兵力）。
史迪威在日记里骂老蒋破坏盟国关系，老蒋则在日记里骂史迪威“误事不浅”，是破坏中美关系的“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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