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蒋廷黻还因为在《独立评论》写文章，被常凯申三次召见，最后受邀担任中央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
周赫煊当即答应道：“这种事我当然要加入，每周一篇政论文章，定然按时保质地送到。”
“如此，谢过了。”胡适高兴地说，“有明诚的醒世文章，必然能够取得良好效果。”
胡适此人虽然在政治上很天真，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处理，他的观点非常理性且正确。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只想着依靠美国和国联解决，却迟迟不肯跟日本交涉。
当时日本内阁还没有偏向军方，主动提出五项谈判原则，大致上想要把东北恢复到“九一八”以前的状态。按照日本内阁的要求，虽然中国会失去部分利益，但完全是可以接受的。
胡适多次写信给宋子文，主张及早跟日本人交涉。但南京国民政府就像一头鸵鸟，把脑袋扎进沙子里，既不敢对日宣战，也不敢跟日本谈判，白白浪费了大好的外交时机。
事实上，只要当时中国和日本达成外交协议，那么就在法理上站稳脚跟。即便日本内阁反悔，中国这边说起话来也更硬气，会导致日本的国际外交状况更加险恶。
这是个很扯淡的事情，不知道中央政府当时在想什么。
前些日子，国际太平洋学会预定在上海举行，胡适被推选为会议主席。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胡适决定延期举行会议，后来经过仔细考虑，又决定不延期。胡适认为，“因为本次太平洋会议是个极好的机会，可以提出中国事件供讨论”，他想利用会议谴责日本的无耻行径。
可惜一群国际知识分子开会，根本翻不了天，顶多也就激起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同情心。
周赫煊也是接到会议邀请了的，不过会议期间，他跟随张学良去了锦州。
对于张学良，胡适在文章里是如此评价的：“东北的沦陷，虽然不是那一个人应负全责，然而张学良先生以军政两方的全权领袖资格，负的责任最重最大，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少年的得志，几乎完全毁了他的身体和精神……以身败名裂的人，妄想支撑一个不可终日的危局，将来再要寻一个可以从容下台的机会，怕不容易得了。”
周赫煊送走胡适，摊开纸笔开始抽烟思考，良久动笔写下标题——日本政治的二元属性以及关东军的东北扩张计划。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菊与刀》一书虽然全面阐述日本，但许多细节不可能写清楚。
既然胡适创办了《独立评论》，周赫煊正好借助这个平台，深入剖析日本各国的情况。每篇文章写一个方面，几年下来，至少能给中央政府那些官老爷们提供点抗战参考意见。
第四百五十五章 文章
东北腥风血雨，关内争斗不休，奉化乡下却犹如世外桃源。
下野回老家的常凯申，似乎完全不理会国际国内的纷争，整天游山玩水过得好不快活。他在1月1号的日记里写道：下午与妻及大伟往奉化城北游行，天朗气清，颇得一时之乐。又在1月2号的日记里写道：上午祭慈神后与妻等往游妙高台、雪窦寺。下午下山游仰止桥中山亭观瀑……
只在1月上旬，常凯申就外出游弋了五次，期间总结自己的政治斗争经验，全部都记录到日记中。
但这并不意味着，常凯申跟外界彻底隔离，他甚至把部分侍从室搬到了溪口老家。
侍从室，名字听起来很普通，但再过几年，常凯申的侍从室就能让人闻风色变。
常凯申此人嗜权如命，大小权利都要一把抓，遇事喜欢独断专行，谁来劝都没用。他曾多次说：“我的决定就是命令，不要再在行政院讨论。”
用陈布雷的原话来讲：（常凯申）处理国事如同处理家事，事事都要亲自处理。
这种如同皇帝的独裁统治，就需要身边有一个机构为他办事，为他谋划，为他控制人事和收集情报，还要为他提供安全警卫保障，于是“常凯申侍从室”诞生了。
“常凯申侍从室”是一个畸形怪物，从30年代中期开始，成为所有政府部门的太上皇。有点像雍正的军机处，辅佐皇帝处理军国要务，用谕旨的形式对各部门和各地官员发布命令。
清晨，农家小院。
常凯申正在陪大病初愈的宋美龄散步，侍从副官李大伟默默跟随，周围还站着一些负责安全的侍卫。
在院子里走了几圈，常凯申坐在石凳上，说道：“今天有什么消息？”
李大伟立刻拿出一封电报函：“苏联再次提出，希望能够用大公子换回牛兰。”
“大公子”就是常凯申的儿子尼古拉同志，如今在莫斯科兵工厂担任政治军事课老师。而“牛兰”本名雅各布·鲁德尼克，则是共产国际联络部中国站的创立者，前不久刚被国党抓捕关押。
苏联用常凯申的儿子换回共产国际中国总联络人，这对双方来说都似乎是划算的买卖。
常凯申拿着电报看了片刻，吩咐道：“不予理会。”
“是。”李大伟立即记录“圣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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