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我看三秘，皱眉。
“嗯。”三秘看我，点头。
我笑：“你们替兰利培养干部？”
三秘瞪我：“总有极个别腐败分子！”
我拿出他的两支烟塞在嘴里，点着，然后塞一支到他嘴里，坐下来把脚翘到桌上：“说呀。”
三秘似乎没有看见我不文明的举止，在屋里转了几个圈：“他带走了工资表！资金汇转分配表！还有……”他吐出一连串的定语名词和宾语名词，假如美国人在窃听的话，会认为财务处长叛逃时还带来了他所有的妹子、姐、母亲以及祖母的某种器官。
我大笑。
“你也在我们的外情花名册上！而且是借调！直属的！”三秘恶狠狠地说。
“我在你这里。”我尽量冷静地指出。我真的不怕，美国人敢冲进领事馆？
我知道两个小组的七个人都不在花名册上，他们都是不在编人员或外围人员，因为AQ部党组曾经搞过一次精简，为了保留珍贵的“行政”、分析和组织人员，大力压缩了海外行动人员的编制，这些人从此不再是“铁饭碗”，所有的开支都列入情工经费和特别费，这七个人的具体开支只有我全部知道，连三秘都不清楚，财务处只知道款项给了三秘。既然这样有什么好怕的？
“我我……报了两个名字，领了特别费。”三秘嗫嚅道。
“什么？”我跳了起来。
三秘很委屈地说：“我有什么办法？老爷们卡我，别的组项目经费不足，没有钱办不了事，不办事更没有钱……恶性循环。你要钱容易嘛，但是我手上不止一个人啊！我……我要自己用了一分，今天晚上我老婆就上别人的床！”
对“驻外”工作的革命同志而言，这个誓已经是接近最恶毒的了，最恶毒的是拿孩子发誓。老实说前辈们在外面思念党、思念祖国和同志们，最后都具体落实到思念老婆孩子身上，而且从总理时期起就特别注意照顾情工人员的家属子女，所以我相信了三秘。
“两份护照，钱。”我伸手。
“你疯了！”这次是三秘跳了起来。
“鸟！”我知道我没有疯，借机敲诈了他的好茶叶再和他分析。
CIA接待叛逃人员有一整套程序，我们称之为“游标尺”，分人物级别和事件级别。例如普京叛逃，并且说俄罗斯打算对美国实施核攻击，这就属于飓风级（10级），至少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这些都要参加接待；假如是三秘叛逃而且只是几个“中间人”的小事，那么没准儿审审他罢了，说不定还驱除出去，最多算个和风级（2级）。AQ部财务处长在1989年前还算个人物，现在只能算微风级（3级）。
那家伙去了后先是两个特工接待，问问他有何贵干，假如他只是“弃明投暗”，那就先吃饭后洗澡，叫做洗尘，这两个家伙就上报，开始核查该处长的个人资料——要不说不定哪天来个人楞说他是“保密局上校保密员”，人家CIA也好吃好喝好款待，到了儿是一卖肉包子的，叫人家世界第一大情报机构的脸往哪儿搁？查了、核实了确实是AQ部财务处长，那就和他开谈，三组人同样的内容先问三遍，然后开始分析记录、分析录音，CIA有现成资料的和他们认为重要的、有疑问的甚至干脆搞不懂的……还得查核，再谈，谈过后也许问他愿不愿意试用一下测谎器，不愿意则可信度顿时下降，愿意的话还得提前一天测他的正常数据、建立细微系数比较参照组，再用一天时间测谎……也够官僚化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家都是同行，互相也未必信任，尤其是叛逃者必须获得卡、房子、票子等等保障，假如一上来就竹筒倒豆子来个“供认不讳”，然后等着人家给你算工钱，那真是卖了叉再讨渡夜资，没有这么做买卖的。等到大家谈好价钱（通常是新身份、指定城市的房子、一次性的十来万两美国银票、每个月三四吊生活费）后，叛逃者才开始出货。最后一关是即使“证据确凿”地认定……比如认定了斯巴达是国军中校谍报员，那也未必能在地方法官那里申请到拘留证什么的！就算人家斯巴达同志是共军、是谍报员、是什么什么……都是好了，人家具体实施了那些犯罪活动啊？就算他“可能”杀了七个宰了八个抢了九家银行，证据呢？不能凭你说呀！
在这种情况下最少一个月、最多……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会有点危险，而且除了生命危险就没有别的危险。
“不行不行，坚决不行！”三秘手乱摇，“你不能去，我我我派别人去。你你你太重要了！……”
“嗯？”我看三秘，再次皱眉。
三秘也知道自己说漏了嘴，尴尬地不再作声。
是呀，个把组长——联络人有什么重要的！只不过我前前后后接触了不少人，而这些人都是“精简机构“后接触的，财务处长一叛逃，这部分人就开始显得重要了，而上头怕我出事丢掉这些人！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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