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我想这意味着他撞上了杀手。”
“我想你是对的，塔姆，”亨特说，“我想你是对的。”
第16章
景象一片凄凉。
严格意义上来说，办公室仍然开门营业，可连装模作样在工作的人都没有。电话铃响了——人们看过报纸或是电视上新闻对此事的报道——这一切在亨特8点半到办公室之前早就开始了。一阵阵的伤感让塔玛拉一个人也不搭理地趴在桌子上;吉尔满脸泪痕，眼泪汪汪地躲进自己的办公室，把门关上;米基一边忙着陪人喝咖啡，一边忙着布置好花束，每隔15分钟左右就有律师事务所和保险公司送来这些东西，他们和这些律师事务所和保险公司有业务往来。
亨特呆呆地坐在拐角的数据库隔间里，除了接电话就是盯着显示器不放，时不时在这些叫斯宾塞的人中进行随机搜索，这时他想到了一个点子。
居尔打电话来核查情况，亨特知道虽然卡莉偏向他，也有技术支持，但正式的法律实施至少可以在有些事情上让她无可奈何。也许她现在还抽不出时间来查看通话记录。不管什么情况，有了伊万的手机号码，居尔了解到伊万最后唯一的电话是昨天下午三四点打给女朋友的。
亨特刚刚想到这个点子，就建议居尔应该尽量弄到办公室固定电话的通话记录。伊万昨晚是最后离开办公室的，如果5点钟之后有对外打出的电话，那就是他打的。居尔说这是个好点子，他会跟进调查。在其他方面，伊万的谋杀案没有任何进展。
亨特在几个小时的睡眠中又做了一个梦，猛然想到一点：他可以确定父亲的地址，父亲可能依然活着。
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这一点突然变得紧急起来。
他不知道为什么没能早一点考虑到这一最新的策略。他有父亲1970年居住的地址，他认为自己可以找到——事实上，他相当容易地就找到了。现在，他知道是谁还住在他父母以前的公寓里，可这没有任何帮助。不错，凯文·卡森的信息还在数据库里，和当时的不动产有联系，但这条信息无法让亨特和眼前联系起来。凯文·卡森在那儿住过，那又怎么样呢?他现在在哪儿?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显然还找不到答案。
一切都发生在那么久之前。
塔玛拉推开门，走进亨特黑乎乎的里间办公室。亨特伸开四肢，躺在沙发上，闭着眼睛，呼吸缓慢而有节奏。塔玛拉弯下腰，摸了摸亨特的脸，小声地喊着亨特的名字。
“我在这儿，”他说，“现在什么时间?”
“11点30分，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
“你真好。”
“是啊!”她说，“喝咖啡吗?”
亨特眨了几下眼，坐起来，“我够得着。”
塔玛拉站在他身后，“我知道你够得着，我问你要不要我帮你拿。”
“我说过你真好吗?”
“说过，”她伸出手，又摸了摸亨特的脸，“我去端杯咖啡来。”
“我马上就喝，”他朝门点点头，“情况怎么样了?”
“没什么两样，糟糕得很。”
“我该让大家都回家。”
“可能是该这样，”她在门口停住，“要我开灯吗?”
“回来时开灯怎么样?”
她噘起嘴，“我尽力记着。”
在昏暗的灯光下，亨特坐在沙发上，依然处于半梦半醒状态。突然，他抬起头，似乎试图辨别着若有若无的声音，然后他直起身，走到桌子边上，伸手拿起文件夹。几秒钟之后，他来到办公室门口，塔玛拉端着咖啡正好走过来。
“咱俩不分胜负。”她说，把咖啡递给他。
“谢谢。”他接过杯子，啜了一口，没有放慢脚步。
“我是白痴，”他说，“不是我的父亲，是斯宾塞。”
受到梦的提示，那天上午他满脑子考虑的都是父亲的信息。他相信——也许自己不够理智——如果自己从1970年父亲在富尔顿大街的地址着手，他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能在律商联讯数据库中查到现在的信息。在这一点证明又走不通时，他感觉自己走进了另一个死胡同。
可事实上，刚才打瞌睡时，他突然想到：如果他想确定一个人现在的位置，他需要的不是父亲的地址，而是另一个他知道的1970年的地址——艾薇的地址，这是贝蒂娜星期一早晨从儿童权益保护协会文件中重新找出来的。这个地址事实上有可能带着他一路前行，及时地抵达伊万可能已经发现的、导致他致命厄运的东西，那就是艾薇丈夫的身份。
在律商联讯数据库的终端，他把文件夹在大腿上打开，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手指在键盘上飞舞着。
塔玛拉跟过来，在他身边晃悠着，“你在找什么?”
“我就要找到了，”他指着文件夹，“这是艾薇1970年居住的地址，现在在目前的户主手中。看见这个了?现在，相关的人是……”他按了另外一个键，屏幕向下滚动着，还在向下滚动着，回到几十年前的情况。阿奎罗大街那栋独立式房子——就在凯文和玛吉住过的富尔顿大街的拐角处-2003年被卖掉了，房主几经易手-1998年、1991年、1982年、1976年。最后，亨特寻找到的房主是在1968年购买了此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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