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试图把对话引向另一个方向：
“马克西姆告诉我，自从他宣布从政以来，你就一直盯着他。你为什么要翻出他父亲的旧账？你很清楚，马克西姆是清白的，而且子女不该为父母的行为埋单。”
“说得轻巧！”皮亚内利反驳道，“马克西姆那漂亮的小生态公司，还有他的初创企业孵化器，你觉得都是拿什么钱办的？还有他的竞选，你认为资金是哪儿来的？都是那个混账弗朗西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赚的脏钱。他们从一开始就这么腐败，我的老兄。”
“所以，马克西姆就什么也不能做了？”
“别跟我装傻，艺术家。”
“斯特凡纳，你这类人身上有股我永远都喜欢不起来的劲儿：不依不饶、自以为是、热衷说教。简直是罗伯斯庇尔的公共安全委员会。”
“托马斯，你这类人身上也有股我永远都喜欢不起来的劲儿：糟心麻烦扭头就忘，从不对任何事产生负罪感。”
皮亚内利的口吻越来越恶毒。我们的对话现出了一条分界线，分界线两侧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在我看来无法和解的世界观。我真想回他句滚蛋，可我需要他。于是，我退下阵来：
“咱们回头再聊这个吧。”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护着弗朗西斯。”
“因为我比你更了解他。关于他的死，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信息，我可以给你提供个渠道。”
“你可真会玩逆转！”
“《观察家》杂志社有个名叫安热莉克·吉巴尔的记者，你认识吗？”
“不认识，完全没听过。”
“她似乎搞到了警方的调查报告。我看到她文章里写，弗朗西斯在血泊中爬到了窗边，试图在玻璃上写出凶手的名字。”
“对，这篇报道我读过。荒谬的巴黎小报。”
“当然，如今虚假新闻泛滥，幸好还有《尼斯早报》这样的业界良心。”
“我知道你在开玩笑，但这话其实不无道理。”
“你就不能给安热莉克·吉巴尔打个电话，再多搜集点情报吗？”
“你以为我们记者间都是这样信息共享的？你和巴黎所有的作家都是好朋友吗？”
这家伙真是说急就急。词穷的我放了一记阴招：
“斯特凡纳，如果你真比巴黎的那些记者强，就证明给我看啊。想办法搞到警察的调查报告。”
“好大一个坑！你觉得我会上当吗？”
“我本以为你会。看来你不过是嘴上功夫厉害罢了。我之前还真不知道，面对巴黎圣日耳曼，马赛足球俱乐部竟然会怂。有你这样的支持者，我们好不了。”
“你胡说些什么呀？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他沉默了几秒钟后，欣然跳进了我给他挖的坑。
“我们当然比巴黎人厉害。”他恼火地说，“你那该死的调查报告，我会给你搞到的。我们虽然没卡塔尔[4]那么财大气粗，但是比他们聪明。”
我和他的对话渐渐变得融洽、舒适，最后超越了彼此间的差异，以双方共同的爱好画上了句号。一九九三年，马赛奥林匹克足球俱乐部给它的支持者们捧回了唯一一座真正的欧洲联赛奖杯，一座没人可以从我们身边夺走的奖杯。
我站起身，用阅览室最里面的咖啡机打了杯咖啡。一扇小门通向院子，以便读者去室外舒展双腿：这正是我在做的事。一到外面，我就把这场“漫步”向历史悠久的建筑群延展开去，走向了一间间哥特风格的红砖教室。
由于拥有某种特权，戏剧俱乐部一直占据着学校最黄金的位置。走到侧门时，我遇见了几个叽叽喳喳走下台阶的学生。现在是晚上六点，太阳开始下山了，学生们刚刚下课。我踏上通往一间小阶梯教室的楼梯，那里满是松柏和檀木香。阶梯教室里，舞台是空的，周围满是镶框的黑白照片——二十五年来，这里挂着的都是学校最优秀的演员的照片——和剧目海报：《仲夏夜之梦》《交换》《六个寻找剧作家的角色》等等。圣埃克苏佩里的戏剧俱乐部一直都是个精英团队，每每走进他们的地界，我都会觉得不自在。总之，这里近期肯定不会上演《一笼傻鸟》或《仙人掌花》[5]。戏剧俱乐部的章程明确规定，最多接收二十名学生。上学时，我并没有想过要成为其中的一员，即便是在我母亲和泽莉共同负责俱乐部期间。其实，安娜贝尔已经尽力了，她尽其所能地扩招学生，并试图改变其僵化的文化传统。但习惯总是难以打破的，况且，没人真的希望这座清高孤傲的高品质戏剧堡垒变成喜剧果酱剧组的模样。
突然，舞台后的一扇门开了，泽莉出现在台前，说她不太想看见我，这已经算是很委婉的表达了。
“托马斯，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我嗖的一下蹿上舞台，来到她面前。
“你的接待真的让我心里好温暖。”
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说：
“别好像在自己家里似的。那种时候早就过去了。”
“不管是在哪儿，我都从没有过家的感觉……”
“我都快被你说出眼泪了。”
由于对想要查找的信息没有明确的思路，我随口抛出了一枚诱饵：
“你还是校理事会成员，对吧？”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她一边回答，一边把自己的东西塞进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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