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躲在尸体堆里，趁警察及入管局人员不注意时逃走了。据说在日本战败后，有些遗孤为了避免被苏联兵杀害，故意躲藏在同胞的尸体堆中。这次我用了相同的法子。”
我听着对方的声音，内心竟涌起一阵怀念。从前我一定听过这个声音——这是能够带给我安心感的声音——
“你忘了吗？当年在东北的时候，你才四岁，一天到晚跟在我后头。那时我很照顾你，现在轮到你帮助我了。”
我的本能——或者该说是我体内所流的血，在告诉我“这个人是真正的哥哥”。但我不能囫囵吞枣地相信他的话，还是得找到明确的证据才行。
“若你是我真正的哥哥，现在立刻来找我，证明给我看。”
“现在不行，我正被一群可怕的家伙追杀，一旦泄露行踪，马上就会没命。”
“是谁要杀你？”
“这我不能说。总之，你不能相信除了我以外的任何人。”
“我可还没有相信你。”
“别以一副陌生人的口气跟我说话！我要说什么，你才会相信？逃难途中被日本兵砍一刀那件事？渡过松花江时被冲走那件事？还是右手腕上的烫伤？”
大久保重道告诉我，我的哥哥曾被火炉的火焰烫伤，是他为哥哥包扎伤口的。这件事应该只有大久保知道——难道这个人真的是我哥哥？
“还是要我告诉你，我被一对中国夫妇救起，他们把我扶养长大，还给我取了个名字叫‘徐浩然’？”
“徐浩然——这就是你的名字？”
岩手县的“哥哥”是被一对姓刘的夫妇救起并收为养子的。倘若电话里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哥哥，那就代表那对姓刘的夫妇也是假货。这三人（他们说养父已经去世了，但这可能也是假话）联手欺骗了我跟母亲。
“我刚刚说的，你都没听进去吗？徐浩然只是我的中国名字，我的本名是村上龙彦。”
“——对我来说，你现在还只是徐浩然。”
在掌握明确证据之前，我不能随便称这个人为“哥哥”。或许他只是当年在东北曾跟我一起玩过的中国孩童。若是如此的话，我对他的声音依稀有些印象，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开拓团里有不少中国工人，这些人的孩子们经常与我跟哥哥玩在一起。
“老大，别死，再来比相扑，约好了。”
我蓦然想起，在抛弃开拓团家园的那一天，有个中国男童与被誉为“横纲”的哥哥相拥而别，嘴里说出了这句话。
“好吧——”徐浩然的声音夹带着叹息，“你现在就当我是徐浩然吧。总有一天，真相会水落石出的。总而言之，千万别相信假货说的话，否则你也会有生命危险。”
这两个“哥哥”，到底哪个是假货？抑或，两个都是？
“你是怎么查到我的手机号码的？”
“——这太简单了，方法多的是。”
这句话显然只是在搪塞。为什么他不肯实话实说？知道我手机号码的人，只有由香里及从前帮助过我的视觉障碍训练中心职员，还有最近才联络的遗孤援助团体职员比留间及那位老妇人。若不是其中一人告知，他绝对不可能知道我的手机号码。
徐浩然到底是从何处得知了我的手机号码？要查出训练中心职员或比留间等人跟我之间的关联性，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对一个刚偷渡至日本且遭警察及入管局通缉的人而言，更是难上加难。这么说来，应该是由香里？难道她将徐浩然藏匿在她的住处？仔细想想，女儿倘若遇上了我的亲哥哥，绝对会紧抓着不放吧。因为我哥哥与夏帆属于六等亲之内，符合捐赠器官的规定。难道由香里是以捐赠肾脏为条件，才答应让徐浩然躲在她的公寓里——？
“我可是警告过你了，”徐浩然说道，“千万别听假货说话。那些假话听久了，总有一天耳朵会烂掉的。”
对方挂断了电话。紧贴着手机的耳朵里，依然缭绕着徐浩然最后那句警告之语，久久无法散去。
我一回过神来，就依着早已记下的步骤操作手机，打开来电记录，回拨了那个号码；但我只听见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嘟——嘟——嘟——”的电子信号声。
“您拨的号码没有响应。”电话另一头的语音如此回复。
我咂了咂嘴，切断手机通话。看来徐浩然已不打算与我对话，这个人擅自打电话给我，却又擅自挂断电话。
于是我改为拨打女儿的号码。
“干什么？夏帆要开始洗肾了。”由香里的口气相当不耐烦。
“没什么，只是那个——”
“什么事？有话快说。”
“啊，嗯——刚刚我接到一通电话，该怎么说呢——”
“不能下次再谈吗？”
“等等，我只问你一句话。你——是不是让徐浩然躲在你家里？”“什么？那是谁啊？”
对于我这突如其来的问题，由香里丝毫没有表现出不自然的反应。
“啊，没烟了——”
“烟？你抽烟吗？”
我回想起当初在公民馆会议室内，与比留间交谈时闻到的那一丝烟味，当时在场的第三人到底是谁？
“不行吗？”由香里说，“只要我死了，就可以把另一颗肾脏给夏帆了——我开玩笑的，这种话可不能在夏帆面前说，不然她又要哭着跟我道歉了。我想听她说的是‘谢谢’，而不是‘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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