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 张彭春：《日程草案》（即日记），1925年6月29日。原件藏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我所用的是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微缩胶卷。
[62] 《胡适日记全编》第4册，1926年7月30、31日，第235—236页。
[63] 《胡适日记全编》第4册，1926年8月3日，第238—239页。
[64] 胡适：《国际的中国》（1922年10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128页a-i。
[65] 胡适：《欧游道中寄书》（1926年），《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85—86页。这个自由主义的阶段扩充史还要与前引胡适所说“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一语对看。
[66] 《胡适日记全编》第4册，1926年8月2日，第238页。
[67] 《胡适日记全编》第4册，1926年7月31日，第235—236页。
[68] 胡适：《欧游道中寄书》（1926年），《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75页。
[69] 参见Robert C. Tucker，Stalin in Power：The Revolution from Above，1928-1941，New York，1990，pp.40-43，74-76.
[70] 《胡适日记全编》第4册，1926年7月31日，第236页。按胡适对苏俄教育的观察或也有求仁得仁的意味，他几年前即有“思想知识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的期许。而有唯物史观为思想武器的陈独秀对苏俄办教育的认识则远更“现实”，他说：“欧美资本社会教育进步，完全是工业发达的结果”；苏俄虽然极力推重教育，“但以物质条件的限制，无论列宁如何热诚，所谓教育普及，眼前还只是一句空话”。胡适：《答陈独秀先生》、陈独秀：《答适之》，均收入《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第27—28、31页。
[71] 胡适日记，1934年5月31日。参见John Dewey，“What Are the Russian Schools Doing；” “New Schools for a New Era，” in idem，The Later Works，1925-1953，vol. 3（1927-28），ed. by Jo Ann Boydston，Carbondale & Edwardsvil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4，pp.224-241.
[72] 胡适：《欧游道中寄书》（1926年），《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78—79页。
[73] 按晚年的胡适已甚温和，他在1961年说，德国是“狂妄的民族”，而“英、美就好得多了。我们的民族有点像英、美，不会狂妄到了极点”。（《谈话录》，第165页）这可以说与早年所见截然相反，更能反证他当年追随世风时的确激进。
[74] 徐志摩：《一个态度及按语》，《晨报副刊》1926年9月11日，第17页。
[75] 胡适：《漫游的感想》（1927年），《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61—62页。
[76] 胡适：《欧游道中寄书》（1926年），《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76—77页。
[77] 《任鸿隽致胡适》（1926年12月8日），《书信选》上册，第411—412页。
[78] 《徐新六致胡适》（1927年1月12日），《书信选》上册，第419—420页。不过，任、徐二氏的质疑都只是私下的交流，而胡适对新俄的赞颂和提倡“干”的主张却是公开发表的，这当然会有不同的影响。身在国民政府治下的顾颉刚稍后就告诉胡适：先生最近“主张我们没有反对俄化的资格，这句话也常称道于人口”。《顾颉刚致胡适》（1927年2月2日），《书信选》上册，第426页。
[79] 伯山：《与适之先生论“干”并及新自由主义》，《晨报副刊》1927年1月6日，第3页。按伯山还挖苦说：“近来青年作文，动辄是手枪炸弹，后面再写上几短行大字，甚至一句话下用三个希望的符号。”这是影射胡适的《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但的确把握到了胡适那时精神上新的兴奋。
[80] 胡适日记，1926年10月17日。
[81] Russell，The Problem of China，p.11.
[82] 胡适日记，1921年6月14日。
[83] 胡适日记，1930年3月5日。
[84] 胡适日记，1930年3月5日。
[85] 张忠栋：《胡适五论》，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87，第37页。
[86] 《独立评论》第77号，1933年11月19日，第2—7页；第49号，1933年5月7日，第6页。
[87] 胡适日记，1926年9月23日。可对比陈独秀概括的西洋近代文化：人权论、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136页。
[88] 参见胡适1926年11月25日在利物浦大学的演讲、1926年11月26日在曼彻斯特大学的演讲，均为当地报纸报道，收在胡适同日的日记中。更详细的论述见前引胡适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的演讲及胡适的英文论文“Civilization of east and West，” in Charles A. Beard，ed.，Wither Mankind，New York，1929，pp.37-41.
[89] 陶履恭：《欧游的感想》，《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第49—55页。
[90] Hu Shih，The Chinese Renaissance，Chicago，1934，pp.42-43.
[91] 《东方杂志》第32卷第1号，1935年1月1日。
[92] 胡适：《从〈到奴役之路〉说起》，第49页；《胡适致周鲠生》（1948年1月21日），《书信选》下册，第316—320页。
[93] 参见《年谱长编》第6册，第1981—1987页。
[94] 胡适：《自由主义是什么》，转自《年谱长编》第6册，第2044—2047页。
第十一章 诤友：走近国民革命
在胡适的思想向集团主义趋近的同时，他在实践一面也曾对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寄予厚望，从哪里看到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的可能。这与他对新俄的高度推崇相关，而联俄正是那时国民党的一个鲜明特征。南方的联俄实践对北方的思想冲击极大，1925年时苏俄问题曾在北方引起一场大争论，也就是前引胡适说他拒绝参与的那次关于“赤化”的辩论。那次辩论实际是以亲国民党的知识人为一方，以所有其他各种“温和”派别的为另一方，以《晨报》和《京报》的副刊为主要阵地，基本是在高层次的知识人中间进行；与当时北洋军人的“反赤”虽然同时，思想上也有关联，却不是一回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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