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顾孟余：《忆蔡孑民先生》，蔡建国编《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77页。
[21] 〔日〕吉田熊次：《德国教育之精神》，华文祺、蔡文森、秦同培编译，商务印书馆，1916，第19页。
[22] 蔡元培第一次留德期间（1907～1912）只有1911年日记以及蔡元培两篇回忆录——《口述传略》（上）和《自写年谱》可资参考。但日记记录颇为简略，两篇回忆录又多是记载大学周边的所见所闻。
[23] 黄炎培：《吾师蔡孑民先生哀悼辞》，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116页。
[24] “1900年4月17日日记”，《蔡元培全集》第15卷，第260页。
[25] 〔德〕巴留岑：《德意志大学之特色》，蔡元培译，《蔡元培全集》第9卷，第446页。
[26] 〔德〕巴留岑：《德意志大学之特色》，蔡元培译，《蔡元培全集》第9卷，第448页。
[27] 陈洪捷先生从译文上讨论了蔡元培对德国大学理念的接受，参见陈洪捷《蔡元培对德国大学理念的接受——基于译文〈德意志大学之特色〉的讨论》，《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8年第3期，第2～7页。
[28]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第528页。
[29] 《致汪精卫函》（1917年3月15日），《蔡元培全集》第10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第295页。
[30] 蔡元培：《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会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 202～203页。
[31] 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第37～38、106页。关于洪堡的大学理念是否真的在德国的大学中实行过，德国学术界也存在分歧，存在“洪堡神话”之说。参见陈洪捷《什么是洪堡的大学思想》，《中国大学教学》2003年第6期，第24～26页。蔡元培与洪堡似乎有着同样的境遇，蔡元培所倡导的“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不断地被人们所追述，但理念与现实的差距少有人去考察。可参见〔美〕魏定熙《蔡元培与北大——还原神话背后的历史》，《读书》1998年第8期，第84～90页。
[32] 〔德〕弗·鲍尔生：《德国教育史》，滕大春、滕大生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第124～125页。
[33] 关于蔡元培选择就任校长的原因，大致存在两种说法。一种认为蔡元培出长北大是受命于孙中山，“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工作，是革命党隐伏在北方文化教育方面的一着棋”。参见黄季陆《蔡元培先生与国父的关系》，《传记文学》第5卷第3期，1964年9月；罗家伦《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193页；另一种则认为是“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及北京大学特定的时间、环境、条件及蔡本人‘教育救国’思想相互作用的结果”。参见杨琥《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的前前后后》，《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 121～126页。也有学者认为马叙伦的叙述更接近历史真实，参见林辉锋《再论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由来》，《史学月刊》2008年第3期，第134～136页。
[34]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第632～633页。
[35] 《复吴稚晖函》（1917年1月18日），《蔡元培全集》第10卷，第285页。
[36]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9页。关于蔡元培与儒家传统的讨论，可参看〔美〕戴维翰（William J. Duiker）《蔡元培与儒家传统》，《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自由主义》，第265～288页。
[37]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501页。
[38] 相关的研究，可参考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第1～65页；桑兵《近代中国的地缘与流派》，《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33～40页；〔美〕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第104～190页。
[39] 参见周天度《蔡元培传》，第92页；陈平原：《“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蔡元培与老北大》，《北大精神及其他》，第32页。
[40] 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黄山书社，2008，第18页。
[41] 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108～183页。
[42] 梁漱溟：《纪念蔡元培先生》，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146～147、149页。
[43] 蔡元培：《在天津车站的谈话》，《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630页。
[44] 蔡元培：《传略》（上），《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675页。
[45] 梁漱溟：《纪念蔡元培先生》，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145页。
[46]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上册，第327页。另有学者认为，蔡元培在此函中为陈独秀编造了假履历，参见庄森《一份特别的履历书——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的前前后后》，《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第 134～141页。
[47] 冯友兰：《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165页。
[48] 罗章龙：《陈独秀先生在红楼的日子——红楼感旧录之一》，童宗盛编《中国百位名人学者忆名师》，延边大学出版社，1990，第55页。陈独秀招致反对，既有他文字学造诣并不广为人所知的原因，也与当时北大文科章太炎弟子主导下的考证学风有关，参见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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