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5月的某日，绍禹去青年会拿报，遇到李求实（他是共青团中委和书记处书记）。他和林育南等都不满意当时的中央。李问绍禹来此做什么，绍禹说来拿报。李说：“你是交通？”绍禹说：“我是候补通讯员。”李说：“区委有交通，我从未听说有什么候补通讯员！谁分配你这个工作？”绍禹说：“阿三（即李立三）要求我做最下层、最困难、最艰苦的工作。”李求实说：“你能不能到报馆来工作，你很可以写东西呀。”过了三个月，绍禹才被调到沪西区委做宣传部长，有时代理区委书记等职。[13]
6月7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发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共产党书》，即关于农民问题的信。这封信根据苏联在农业集体化中消灭富农的做法，也要求中国加紧反富农，指出必须“坚决的防止一切关于富农问题之机会主义动摇”。反对富农的策略，“不仅是应用于半地主式的富农”，就是对于在中国比较少的“自己进行生产的富农也是要一样的应用”。[14]这封信传到中国后，各根据地普遍进行了反富农的斗争，王明对这种“左”倾主张积极地进行了宣传和贯彻。
6月17日 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举行全校党员大会，由于会议持续十天，通称“十天大会”。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形成了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号。
关于这次大会召开的时间，有四种说法：一种说法是1929年6月。吴玉章说：“大会后即放暑假，学生都到南俄克里米亚海边去休养”，“九月返校”。[15]毛齐华说：“学校领导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结论（因为反对者占多数），就这样不了了之，有头无尾地宣布放暑假。”[16]姚守中等编著的《瞿秋白年谱长编》也说“在暑假将到之际，中山大学举行了全校党员大会，王明等小宗派集团开始了反对瞿秋白的活动”。[17]这都说明，“十天大会”是在放暑假之前。因此，孙耀文在《风雨五载》中说：“开会时间在各种材料中说法不一，1928年6月是确切的。”[18]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年谱》上卷，更具体地确定为6月17日。[19]第二种说法是1929年夏。陈修良说：“一九二九年夏‘中大’支部举行例行的全体师生总结工作大会，由俄国人支部书记作报告，最后付表决。这个大会一共开了十天，叫做‘十天大会’。”[20]第三种说法是1929年9月。李一凡说：大会是他1929年9月“从阿鲁什塔休养所回校之后”召开的。[21]张崇文说：“我的回忆与李一凡同志说的基本相同。我记得这次会议是1929年9月我与二哥张崇德从克里米亚休养所回校后才召开的。会后，我二哥张崇德被捕。这次会议不可能在1929年暑假之前召开。”[22]第四种说法是1929年10月。江泽民说：“王明一伙的种种倒行逆施，使他们同广大学生党团员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他们长期不敢向广大党团员报告工作，更无勇气按期改选支部局。一直拖到1929年10月，学生暑假休养回校之后，他们才不得不召开支部局的四五百名党团员大会，总结工作，改选支部局。”[23]此处采用《张闻天年谱》的说法。
关于这次大会，杨尚昆回忆说：“总结工作的党员大会是例行的，但这一次却不寻常：第一，它是在联共党内正在开展反对托派和右派联盟的紧张气氛下召开的；第二，米夫和支部局想借这个时机同‘第二条战线联盟’摊牌，所以特地请莫斯科区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到场讲话，共产国际远东局也派人参加。在这样的状况下，瞿秋白没有应邀出席，而派张国焘到会做代表。王明已在3月间回国，但他和米夫长期以来对中共代表团散布的流言蜚语，却早在群众中煽起了对立情绪。我和博古担任这次大会的翻译。”“会议开始后，区委书记在讲话中全力维护支部局，说它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对‘第二条路线联盟’进行批评。李剑如和余笃三气愤不过，很不理智地当场起来抵制，会场秩序混乱，不但打断了区委书记的讲话，还不让博古和我翻译下去，张闻天也遭到大家的反对，沈泽民几乎被赶出会场。共产国际的索里茨，在大会的第二天讲话，他严厉批评李剑如等：你们在这里，在莫斯科，无论说得多么好听，都不能完全说明你们是好样的。你们必须在中国，在流血斗争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才能证明你们是真正好样的。不是这里，而是那里！”“大会对支部局的工作辩论了10天，最后只好付诸表决。李剑如等的鲁莽行动，既激怒了共产国际监委会，又失去了许多群众的同情，但即使这样，多数党员宁肯采取中立，也不愿支持支部局。拥护支部局的只有90票，仍占少数。会后，联共中央派人调查，因为米夫和王明排除异己的活动是打着反托派和反右倾的旗号进行的，所以调查报告虽然对支部局日常工作中的许多缺点作了批评，在政治路线上仍给予肯定。这次斗争，表面上是支部局胜利了。暑假后，米夫却被去职，由原莫斯科大学的校长威格尔接任中山大学校长。”[24]
李一凡回忆说：“会上争论的焦点是：支部局自认为，它执行了一条‘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路线’，而广大党、团员群众以事实说明，支部局在工作中有严重错误。”[25]张崇文也回忆说：“大会争论的焦点是：支部局执行的路线是否正确。支部局的领导人认为支部局执行了一条‘百分之百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广大党团员群众则说，支部局执行了‘实践中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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