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布什和他手下的人更加谨慎，避免在访问中发生任何可能会使戈尔巴乔夫难堪的事情。实际上，他们已经开始设想如何能够“帮助戈尔巴乔夫”。演说起草人认真检查稿件，删除可能使戈尔巴乔夫不悦的言词。正如这种情况下经常发生的那样，他们显然做得有些过了头。而且更糟糕的是，他们并没有与莫斯科大使馆的或者基辅的外交官员商量如何来翻译这篇演说词。
在从莫斯科飞往基辅的旅行中，我第一次看到了这篇演说稿的全文。我们乘坐的是新的空军一号——一架宽敞豪华的波音-747飞机，它和以往总统乘坐的狭窄的波音-707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飞行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为了方便向报界传播，布什向乌克兰议会发表的演说也被重新修改。我又匆匆扫了一遍，发现有很多出色之处，尤其是它警告说独立和民主其实是两码事。
但是，其中有几处堆砌起来赞颂戈尔巴乔夫的地方则没有必要，也不太合适。对他开创民主制度和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目标表示赞同会更好些。只要人们觉得戈尔巴乔夫在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努力，那将成为一个间接的赞扬。大张旗鼓地夸奖他可能会令他本人很高兴，但在政治上对他没有丝毫好处，因为批评家们已经攻击他，说他是布什的仆人，再这样大加赞许只会给批评家们提供更多攻击他的材料。
在演说中特别称赞新联盟条约是否合适我也拿不准。条约无疑是多方政治妥协的成果，有些地方很微妙，有些地方还模棱两可。作为一个外国政治家，搅和在其中不仅是胆大妄为，而且也很危险，会造成与设想相反的后果（想象一下：如果英国或者法国的首脑在1789年和1790年的宪法辩论中建议美国如何投票，美国人会做出何种反应）。布什总统可以避免这种错误，而且仍可以坚持他的重要原则，他只要强调各共和国的关系是建立在协议而不是强迫的基础上的重要性就可以了。至于协议采取何种形式得由他们自己决定，而不是外人。
我把一个撰稿人叫到身边，告诉他们文章中大部分我是赞赏的，但有些语句可能会引起误解。我特别指出了其中对戈尔巴乔夫的赞扬和对条约的称颂。“他不该使用‘戈尔巴乔夫的苏联’这类将事件私人化的措词，”我说，“他也不该暗示我们反对独立，”我又加上一句，“如果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我明白你的观点，”他回答，“但是我想我们不可能修改了，因为复印件已经送给报社了。而且，这些是总统本人加进去的，他想这么说。”
还有几分钟我们就该降落了，坚持下去也无济干事，但我还是再一次提出建议：“我看到你在行文中多次写到‘这个乌克兰’，你应该确保总统不用‘这个’，他应该说‘乌克兰’，因为乌克兰的美国人会认为加上‘这个’，就使乌克兰像个地理名词，而不像一个国家。”
“但是，我们提到美国时也使用这个冠词，对吗？”他反问道。
“请别介意，”我说，“我并不是说这是个逻辑问题，我只是说许多人会对此有强烈反应。如果总统说‘这个乌克兰’，那么白宫下周就会收到数以干计的抗议信件或者电报。”
他最后同意在提到乌克兰时，不再加上定冠词“这个”。后来，布什总统来到我们这边问候时，我相信他已经理解了我的意图。
如果我不知道我们安排此次访问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迎合了乌克兰人的感情，这篇演说可能会更加困扰我。比如，我们已经意识到7月初科尔总理访问基辅时，戈尔巴乔夫不让乌克兰人参加其间的几次会议，对此乌克兰人极其愤怒。所以我们同意布什总统私下会见其议会主席克拉夫丘克，其间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以及其他来自莫斯科的代表将不出席。所有的演说和祝酒词都将使用乌克兰语和英语。总统也将使用一名乌克兰翻译（虽然克拉夫丘克谙熟俄语）。简单他说，我们已经有点儿出格了，以往的来访者从未像我们这样把乌克兰视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鉴于有这些安排，我认为总统的演说中即使有一两处辞令不当也无大碍。
我不该自鸣得意。甚至在我们到达基辅前，一些民族主义的乌克兰领袖就对我们为安排此次行程所付出的努力采取明显的漠视态度，他们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美一乌关系上，向美国记者批评布什总统。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鲁克的主席伊万·德拉奇声称“布什总统像是被戈尔巴乔夫施了催眠术”。列夫科·卢卡年科更令人费解，他声称美国总统“一向藐视发生在各共和国的民主运动”。而实际上，除这次访问外，他（布什）在过去的一年里，不上一次与三名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领袖会面，和叶利钦也有三次，和纳扎尔巴耶夫也有数次，一年前布什总统在华盛顿还拒绝会见乌克兰共产党总理，原因是布什认为他不能够代表乌克兰民意。考虑到三年来美国官方代表和鲁克领袖们频繁接触，他们也不应该提出如上指责。实际上，鲁克领袖们收到美国的邀请远远多于乌克兰境内其他政治运动派别加起来的总和，而他们在乌克兰却只获得不足1/4的选票，所以如果要指责美国偏心的话，那就是我们本不该给鲁克那么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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