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需要补充一句的是，在这之后，我再未见到过她和那晚那样的月亮。
坐在纸箱上想起疯了的朋友们(1)
旧菊花安全
旧枣花安全
扪摸过的一切
都很安全
地震时天空很安全
伴侣很安全
喝醉时酒杯很安全
心很安全
——海子“坐在纸箱上想起疯了的朋友们”
文学的意义究竟在哪里？
它到底是一些人的饭碗，还是一些人的救赎？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任何职业或者名词放在这个问句里，比如记者比如电影比如爱情比如战争比如同性恋比如死亡和厌倦……
我的一个诗人朋友在结束了长达4年的公务员生涯后，决定辞职回家写作。
当时我问他这个问题，他不置可否，却谈起疯狂。
他那时在国家机关工作，按照他的说法，对于一个试图成为诗人，或者说，已经是诗人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在庞大的官僚机构中日复一日地重复单调工作更让人绝望和濒临疯狂的了。
注意，他用的词是疯狂。
疯狂啊疯狂。
他注视着什刹海在夜色下波光粼粼的水面，连续不停地喝下去将近5瓶啤酒面不变色，同时说到疯狂。当时是秋天，夜晚的气温已经很低，对岸的灯光倒影在水里，煞是好看，我不停地跺脚取暖，手和啤酒瓶子一样冰凉。
我当时估计他的写作生涯将如同他的工作一样令他疯狂和绝望，或者说，更加疯狂，更加绝望。因为他显然还不了解，生活的结构就应当是这样：绝望乏味的工作搭配诗，就像一座大楼里有电梯也有安全楼梯一样。居住在大楼里的人平时用电梯，同时知道一旦需要逃生，可以使用安全楼梯。但是这只是“知道”而已，除非紧急情况，安全楼梯将永远只是人脑子里的一个概念。如同我们在这里，在什刹海的这边，知道有个“彼岸”却永远无法到达。
没有主楼梯，所谓安全楼梯的概念根本就不存在，就像没有了乏味的工作，我的诗人朋友也就没有必要在写诗中求得解脱一样。任何行为都只会打破这种平衡，而这种平衡一旦不存在，建筑在该平衡上的一切都将分崩离析。
是的，如同911那天世贸大楼在烟尘滚滚中噩梦般塌陷一样，分崩离析。
当然，他对我说这话的时候还没有911，这比喻是我事后加上去的。
他说走着瞧。
好。
* * * * * *
我使劲敲门，过了半晌，我的同事才摇摇晃晃走出来。
“叫了你半天了，干吗不出来？”我说：“快去喝酒。”
他用一种窥看幻象般的眼神瞥了我一眼，然后磨磨蹭蹭地进屋拿了一件夹克就跟我走了。我们默不作声地穿过大街小巷，他把双手插在兜里，闷声不响地在离我一步之遥的地方大走特走，脚步有点漂移不定，看上去他对走到哪里和身边的一切都置若罔闻。
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吃饭，大家坐在街边的排挡上悠闲自在地喝着啤酒，那里到处挂满了水煮活鱼和麻辣小龙虾的招牌，我们的座位靠着一棵大杨树，间或有枯黄的叶子 “扑”地一声从树上飘落，旋转着掉到装满麻辣小龙虾的盆子里。冰镇的啤酒拿上来后，在闷热的天气里放一会儿瓶身上便挂满水珠，我们把这样的酒瓶和喝光的空瓶子沿着桌子一直摆出去，排成一条长龙，甚是壮观。
他仍旧目光游离，一声不吭，只是在不停地喝啤酒。
最后我终于耐不住了，问他：“你到底怎么了？”
他抬起头，目光似乎不能很好地对焦，大惑不解似地看了我一眼，好象在奇怪我怎么会在这里，然后回答：“我失语了。”
“你什么？”
“失语。”
“什么意思。”
“我问不出问题来了。”
什么意思，失语？
就是我做不了采访，我无法问任何问题，所有的问句在我张嘴那一刹那就从脑子里消失了个无影无踪。
为什么？
不知道。
他确实如自己所说，问不出问题来。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他都处于半退休状态，写不出稿子，也不问问题，只是回答，并且一杯接一杯地喝啤酒。也正是由于他的失语（其实不如说应该是“失问”），我才意识到记者是个依赖于提问的职业，我们每天在忙着问问题，问各种知道答案或者不知道答案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其实问到最后，我们对于答案本身，反而并不感兴趣。
如果问不出问题，在这个建筑在发问上的行业里，确实是死路一条。
为什么呢？
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知道。
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有一天早上起来，凡是带问号的句子都从脑子里消失了个无影无踪，换句话说，我的脑子像个大眼筛子，凡是问题大概都是比我那脑袋里的筛子眼型号要小的东西，它们漏掉了，不见了，像水渗进沙子一样没有了……
他真的不再问问题了，只回答。
逐渐地，在他身上，我又发现了一件事情——即我们与他人的交往，包括我们的这个世界原来都是建立在问答上的。在人生中，如果两个人都丧失发问能力，连简单的谈话都将无法继续。试想，一旦那样的话，两个人将永远自说自话，哪怕说的是同一件事情。由于丧失与对方起码的联系，二人最终将像两条平行线一样笔直地前行，永远无法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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