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画请回之后，办公室里的电话明显增多，都是各个实验室的人探问名画的情况，每次我都痛快地说：没问题，还在，好着呢。饭店公关部的刘先生每天都来，他的任务就是负责看守《空山雨后》，朴一凡不怎么理人家，把人家当特务，可我不这么想，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职责，社会分工不同。我和刘先生很快成了朋友。我们坐在一起聊大天，下五子棋，相处得异常融洽。
这一阵的实验进展得比较顺利，思路完全是朴一凡设计好的，只是观测数据有一部分明确支持他的想法，另一部分却十分凌乱不好解释。数据记录一摞一摞在他面前叠放起来，这是我们的习惯，观测这种体力活儿由我们来做，完事之后脑力活儿都属于朴一凡，由他来分析数据，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实际上我们基本上就是朴一凡的一只人工望远镜，他才是计算机。
周四按照惯例是要开会的，我清晨回来，交了数据，就回宿舍睡觉。傍晚起来，洗漱一番，吃一包方便面，就来实验室开会。朴一凡一直坐在长条桌前，但这一次没有凝望《空山雨后》，而是抱着头看着数据发呆。
“不对，程宇，我被一个问题卡住了。”朴一凡晃着头闷声说。
“什么问题？”我问。
“关键是我把这个问题忘记了。”朴一凡说着无辜地抬起头，我非常惊讶地看到朴一凡脸上呈现出一种从未出现的惶恐表情，这种表情对他这样极其自信的人是不该有的。
“你是不是累了，盯得时间太长得歇一会儿，然后你就会好的。”我劝慰道。
说完我就去开会，会议开到一半时，朴一凡进来了。他在一个角落坐下，一言不发。大家又浮皮潦草地讲了十分钟就再也没什么可讲的了，一起齐刷刷地望着他。这时头头捋捋头上较少的头发，有点讨好地说，“小朴，你是主力，你谈谈吧。”
“我没什么可谈的。”朴一凡抬起眼皮白了大家一眼，他说，“我是来请假的，我想休假。”
朴一凡就这样强行休假了，不管头头同意不同意，他算是达到了告知义务。然后朴一凡就开始收拾行装，准备出去旅行。我问他去哪儿，他什么也不说。奇怪，真是奇怪。朴一凡这一回怎么表现得如此落寞颓唐，他不应该这样啊。
那天清晨，当我做完观测，困倦地走进实验室时，朴一凡已经不再坐在长条桌前。那幅《空山雨后》孤零零地挂在墙上。我有点不习惯地坐下。这个实验室没了朴一凡就象少了灵魂一样，那张桌子似乎也少了倾诉的欲望，所有的数据都沉默下来不愿再张嘴，我知道它们并不欣赏留下来的另一个主人。
中午时分，我被推醒，睁开惺忪的睡眼，刘先生站在我面前，他问“怎么不回去睡？”
“困了，在这儿看了会儿实验数据就着了。”我说。
“哎，这两天怎么没见到朴先生。”刘先生又问。
“忘了告诉你，他休假了。”我说。
“噢？”刘先生颇感意外，他随即瞟了一眼那幅名画，它完整无缺，堂堂正正挂在那里。朴一凡安的那个玻璃罩子还好好地上着锁，钥匙在我们手中，刘先生下意识地松了口气。
两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这两个星期没有任何人有朴一凡的消息。白天有空闲时，我就去实验室陪刘先生。这一回我们两个人成为了凝望者，但我们和朴一凡完全不同。刘先生是生活的凝望者，凝望是他的工作，也就是生存的手段，他不管面前是什么，山峰也好，钢铁也好，名画也好，只管凝望就好了。而我则是一个空洞的凝望者。我的目光被名画挡住无法前进。可我什么也看不出来，那上面除了大片大片的空白，就是一件小事：一座空荡荡的山中刚刚下过一场雨，仅此而已。在这种无聊的时刻，我常常想起南极的企鹅，我和它们一样，谁也不知道在凝望什么，或者能获得什么，但我们就是凝望，也许这就是凝望的本质。
第三个星期结束时，朴一凡依然杳无音讯。头头来问我怎么回事，我也答不出来。仅仅半天时间，研究所里就开始有了谣言流行起来，有人说朴一凡跳槽走了，有人说他失踪了。
回到实验室里，刘先生正在实验室里来回踱步，他绕着那张长条桌来回走着。一圈又一圈，让我看了都眼晕。很长时间后，他抬起头有些紧张地说，“程宇，我觉得不对。”
“怎么不对？”我不明白。
“不知道，就是感觉不好，我得找几个专家来。”他说。
刘先生很快找来几个专家，小心翼翼地把画儿取走，说是回饭店做个鉴定。下班后，我纳闷地回了宿舍，本想好好看看书，却意外的有些心烦，草草地翻了几页，又看了一会儿电视，我就上床睡了觉。大概是午夜十二点，我的电话响了。我迷迷登登地起来接，喂了几声，对方没有声音，正要挂，忽然对方传来一阵咳嗽声。
是朴一凡，我一下就醒了。因为朴一凡说过一句
土耳其谚语：只有咳嗽，贫穷和爱情是装不出来的。
“你是不是想起了那句土耳其谚语。”这时朴一凡终于说了话。
“你在哪儿？”我马上问。
“我在国外。”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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