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透过几口清鲜的空气之后，我又不得不把一个与此地的环境十分不协调的词汇在心头掂量。这个词汇依旧叫“贫——困”。
美丽如画的校园本不该与“贫困”联在一起，可是在当今中国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它们却无情地结缘了，而且这种苦涩的结缘还那样“剪不断、理还乱”。
北京林业大学隶属国家林业局，现有在校学生3500多人。从人数讲，是所中型大学，可它却是被团中央、国家教育部列入重点“扶贫”的几所贫困生居多的高校之一。走进学生工作部，接待我的是位很干练也很热情的“女处座”于翠霞老师。
“你了解贫困生？算找对了，这摊归我管。不过以前我在校党办工作，学生工作部这摊接的时间不长，但一接管后我就觉得再也难放手了。尤其是贫困生这方面的工作。”于处长长叹了一声后说，“你先看看材料我们再谈。”
她从另外一间办公室柜子里取出几摞厚厚的卷宗，放在我的面前。
“这都是些什么？”我问。
“贫困生自己写的救济申请材料。你先看看。”于老师直起身时顺口说道，“我当时看完这些材料后，几天都吃不好饭。唉，这些学生真可怜……”
于翠霞老师说完出了门，屋里只留下我一个人。于是我开始一份一份往下看……我知道自己的此次高校贫困生采访是次万里长征式的巨大工程，每一程都得争分夺秒。我必须加快速度往下看，但从翻第一篇开始，我就发现自己过去那种一目十行的的“职业编辑”看稿速度这回一点也用不上了——我几乎只能一字一字地看，一字一字地读，因为我所看到的不是普通的稿件，也不是常见的公文，而是一份份用血水和泪水写成的乞求信、呼救书。它让我感到灵魂在经受山呼海啸般的震撼，心胸在承受那种很难用词语表达的一种近似绝望的窒息与压抑——学生求助书之一：尊敬的校领导：我是财96（1）班的学生，来自安徽东至县。在我10岁（1985）那年，我父母因车祸皆丧生，留下我与哥哥相依为命。这以后，在亲戚及街坊邻居的帮助下我哥哥念了两年高中，我也读到了初二。但别人的帮助总是有限的，两年之后，我兄弟俩同时上学已无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哥为了不让我辍学，借口自己学习不好进厂当工人。其实哥那时的成绩一直在班里是尖子，如果我们有个温暖的家，如果有父母的疼爱与培养，如果不是为了我，哥他现在肯定是个大学毕业生了。然而他不能。
在哥微薄工资的支持下，我勉强进了县重点高中就读。这期间，为减轻哥的负担，我背着他帮助学校附近的餐馆卖早点、夜宵等，以求得店主老板一餐半粥。在这种情形下，我艰难地完成了高中三年的学业，可不幸的是我在高考时以7分之差名落孙山。哥哥对我的落榜没出半句怨言，相反鼓励我重新复习。18岁的我在几年的苦难经历中已深深懂得哥哥的那份爱心外，心中也有了自己的打算。1993年暑假一到，我便背起几本发黄的课本和几件缝缝补补的衣服，走上了打工的路——而这年下半年我哥参军入了伍，现在仍在广西北海舰队服役。
打工的路并不平坦，由于没文凭，没一技之长，更因人生地不熟的原因，我在福建石狮一带流浪了近半个月也没找到一份可以口的工作。为了生存，我不得不到海边去挑黄沙……经过两个多月的周折之后，在同乡的介绍下，我进了晋江一家皮鞋厂打工，在那里我度过了两年半工半读的打工生涯，其中所吃的苦头非常人所能体味和想象得到。付出的汗水终于有了回报，1996年，我以全县文科总分第一的成绩被北京林业大学录取。
一年的大学生活一晃而过，当初我打工挣得的4000多元钱已所剩无几。如今新学年已开始，对于无任何经济来源的我来说，我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为了准备第二年的学费，我没与哥商量，便决定卖掉父母留下的两间破房子（估计能卖个两三千元）。但由于诸多原因没人买。在走投无路之下，我只好与在家务农的一位高中同学结伴利用这个暑假，到上海一家日本人开的餐馆刷盘。那餐馆实行两班制，每人每月工资300元。为了多挣点钱保证能上得起新学年的课，我向餐馆老板提出要求一天干两个班。老板听了我的陈述，同意了，并且晚上只让我加班到9点钟。即使如此，由于假期时间有限，我才挣得600元钱便匆匆赶回学校。
要上新学年的课，就得先交学费。可我身上仅有自己挣的600元加上那位同学给的600元共1200元，这也远不够全年学费和生活费。怎么办？怎么办？我问自己，也问苍天，可谁也没有回答我。无奈之中，我只好厚着脸皮在这儿向学校领导发出恳求：请拉一把我这个穷苦的学生……
此致敬礼学生：董鹏志1997年9月4日学生求助书之二：尊敬的×老师：您对这个称呼可能已非常熟悉，可您认识我这个学生却是第一次，我，作为我们互相认识的起点。
老师，暑假期间，我徘徊于宿舍内，思绪万千。想起中学时求学之艰难，考入北林大之不易，更是焦虑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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