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腊英和她的父亲都是农民，也没有特别的能耐，他们靠一个庄稼人能做的仅有一点种粮养猪的本领，一个成了全国人大代表（父亲），一个是省人大代表和第一届国际家庭年“五好家庭”金奖得主（毕腊英）。
“咱是农民，农民除了身上有力气外就没其它啥本事。力气虽不是金银钱财，但却能生金银钱财。咱有力气呀！力气用完了会再生出来。出点力，少睡会儿，多收几百斤粮就少掏钱买饲料，少掏钱买饲料一年就能省出万儿八千块来资助那些贫困娃娃上学、读大学。”让毕腊英谈帮困助学的“思想境界”，你就会发现她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但你又同时会发现她是位真正的唯物主义思想家。
没有高深的智慧，没有闪烁的辞藻，毕腊英则跟着她那位可敬的父亲整整走过了近20年的助学历程，而这条漫长的助学历程既非惊天动地，又非常人所能。毕腊英对自己为何走上一条“养猪助学”人生路的最初印象并不深刻，她说还在她是个十六七岁的姑娘时，就亲历过父亲做的一次当时让她难以解开的谜：那时“”刚结束，因受不白之冤而蹲了几年大狱的父亲为洗刷屈辱，在目不识丁、身无分文的情况下，进行了长达10年的上访生涯。小腊英那时不知父亲求的是什么，她只知全家人为了父亲能出行上访，可以几天几宿不起灶、不热炕，辛辛苦苦好不容易喂成六七十斤重的小猪崽总被提前出栏卖掉，换得几十块钱给父亲上省城、京城。那时小腊英也像别的女孩想上学，可她不敢开口，知道全家唯一能生钱的小猪崽是为父亲上访而饲养和准备的。她清楚记得，每次父亲从省城、京城回来时总要带回一只病央央的小猪崽子，而且父亲总说那猪崽不是买的，是路边捡的或是别人送的。小腊英一见这病秧秧的猪崽就生气，一则这半死不活的猪崽总是那样难养无比，娇得比婴儿还难侍候，二则只要有这小猪崽的存在，父亲那上访的心思就断不了。恨死你这狗猪崽！
有一次小腊英乘父亲不在家时，有意把一堆猪饲草放在露雨天里淋湿后再给猪崽喂吃，那猪崽一吃便拉个不停，小腊英觉得十分解恨。可第二天她发现父亲竟累昏在猪栏里——他老整整一宿用自己的体温和草禾给小猪崽子取暧哩！那次小腊英哭了，她哭父亲可怜，也哭自己的不幸命运。后来的她不仅对小猪崽子渐渐有了感情，而且发现父亲在养猪崽上极有一套，什么样病弱的猪崽，一经他手没有不被养得体胖膘肥的。小腊英似乎从父亲对养猪的专注中看到了老人家在上访问题上那义无反顾的执着和对美好人生的无限希冀，于是她也开始学养猪，直到后来父亲或家人不在的时候她能独立喂养几头猪崽。
这样的日子过去了近10个春秋，小腊英也变成了大腊英，而父亲也在一位老将军的帮助下昭雪平反了往日的冤屈。
“爸，你现在不用上访了，咋还养猪崽？而且是一大窝崽？”一日，腊英见刚刚宁静了不足半年的猪圈里又热闹非凡，便问。
父亲嘿嘿一笑，没理会女儿的话，照常用他往日的养猪本领一天一天地精心饲养他的那些小猪崽。半年过后，小猪崽养得又肥又壮，该出栏了！邻里们也都来观摩，并在一旁七嘴八舌地说这回毕家可再不是“上访贫困户”了，而马上是养猪致富户啦！腊英听得也高兴哟，她想跟老爸全家苦了几十年，咱毕家也该有出头日子了！
晚饭时分，父亲从镇上回来，腊英和母亲、丈夫及孩子们欢欢喜喜把老人家让到上坐，等待着那“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激动时刻……可是直到碗空锅朝天时，这激动的时候仍不见到来。腊英和全家人大眼小眼直瞪着父亲，问你卖掉猪崽的钱哪去啦？
我都给邻村的那几个辍学的娃儿送去了呀！父亲眯着堆满煞纹的老眼笑嘻嘻地说道。
腊英和全家人你看我、我看你，全都呆了。先是老母亲的一声撕人心肺的啼哭，接着是娃儿们的哭闹……
咋啦？我做错了？父亲把饭碗往桌上重重一放，说：你们咋忘了？忘了我是为什么坐监狱吃劳苦的？忘了我为啥上访10年才平冤的？不就是我、我们全家没有人识文认字嘛！一个家，不认字、不识文，全家就没有出头的好日子过。一个国家，没有文化、没有科学，就是全国的人没有好日子过。我看到村邻的娃儿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考上了重点高中，却因为没有钱而半途退学，可惜啊！我想我老农民一个能做啥呀？不能。可我能养猪，养好几栏猪崽，我就这点本事，我就这点能耐。那就把这点本事和能耐给那些能上大学、上重点高中的好娃儿尽一份心、一份力，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好？你们说，我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英儿，你说爸是老昏了还是老得有出息了？你说呀，爸要听你的话。
腊英哭了，哭得双肩抖动。许久，腊英抬起泪眼，重重地向父亲点点头：爸，你做得对。我、我们全家支持你！
英儿……。父亲顿时老泪纵横，哭得比谁都动情，后来又在儿孙们劝导下破涕为笑。
父亲选定的济困助学路并不好走，尤其对缺乏经济来源的一个农民家庭来说，除了经济原因外，还有更严重的是不被人理解。最早有关助学的事都由父亲一手操办，腊英和家里人只管把地种好，把猪喂大，至于外面的事她们一概不太清楚。1987年父亲资助山西经济管理学院的一批贫困大学生时，在临上省城时父亲便叫上了腊英，说我年岁越来越大了，可咱家助贫济学的事才刚开始，以后怕你得替我多走走了。腊英是孝女，父亲说啥都听着。那是腊英第一次上省城，在向山西经济管理学院贫困生捐助的仪式上，她不仅深深感受到了父亲选择济困助学这条路的意义，而且也被另外一件事触痛了自己的心。那是她和父亲刚为大学生们捐款结束，准备返回高平老家的前一夜，突然她和父亲住的小招待所里来了好几位“募捐者”，他们有的是报社记者，有的是省直某某单位或什么基金会的，牌子都很大，他们共同的一句话是：希望毕家父女为他们的“事业”掏钱，而且一开口便说得那么轻松随便——三万、五万不嫌少，十万、八万凑整数。腊英哪见过这种场面，说我跟爸到省城几天除了受捐助单位请客吃上两顿好饭，其余我们吃的都是方便面和自己家中带来的干馍馍，别说三万五万，就是三、五百也没有呀！那些伸手者哪相信腊英的话，说你别逗了，谁不知你们毕家是“大富翁”，说句痛快话，我们这些单位办的事也跟救济贫困大学的事差不多重要，你到底给还是不给？腊英第一次碰见这样的事，她想说可又嫌自己嘴笨。最后还是父亲见识广，说同志们不要着急，这回我们出门没多带钱，只准备了给几个念不下书的大学生带了些钱，下回一定也多为大伙想着些。来来来，捐款的事留着下回，咱们先上馆子喝一杯。父亲叫腊英跟着一起去，腊英哪有这份心境，推说不舒服留在招待所。晚上10来点钟时，父亲踉踉跄跄回来了，一头裁在床上直到第二天天亮才苏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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