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雷达室的门被打开后，毕重远发现果然有６名“解委会”成员，因行动迟疑，被锁在了里面。他们得知起义正在进行中，而且进展顺利，随即投入行动。毕重远向军舰后部走去，经司令走廊时，见舰长邓兆祥被押在盥洗室里，感到这样做很不妥当，就叫看守的人把邓兆祥送回他的寝室。
在后甲板，陈鸿源一人看守着盥洗室中的十余名军官，很容易发生意外。毕重远建议打开储藏乐器的下层仓库，把军官们押在下面，舱口在上面，锁上舱盖，便万无一失。
前甲板的拘禁行动也进行得十分顺利，基本上没遇到什么反抗，准尉军官最后被关押在“铁匠房”里。从发出起义信号，仅用了一个多小时，起义者已经靠武力控制了“重庆”号，而绝大多数水兵仍在睡梦之中。２５日凌晨３时左右，“解委会”开始着手开航的准备工作。
轮机部门的王元方、刘懋忠等１０名“解委会”成员，全都下到轮机舱，用拟好的假命令，唤醒海员发动主机。郑希平、赵旭前去发动起锚机，并完成油水系统准备。前甲板上，由眭世达负责随时起锚。秦咸周等发动好电罗经。
敢作敢为的陈鸿源，此时接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务。他沿着扶梯，走下弹药库，打开弹药箱，取出２０多颗４英寸的炮弹，堆在一起，将引信盖全部揭开，用手中的冲锋枪对准引信。原来“解委会”决定：一旦起义失败，或在开航后搁浅，就将军舰引爆，决不让它再为国民党效力。
邓兆祥被带到舰桥上／毕重远发现他不订《中央日报》，
却订进步刊物《展望》／邓兆祥面色严峻，长时间沉默不语／
舰长加入起义行列
布置好备航工作的毕重远，来到舰长室，把邓兆祥请到舰桥上，劝说他参加起义，负责领航。对此，毕重远早有考虑。
起义的理想目标是将军舰开到解放区，安全航行是重要的环节。在起义者中，没有一个人具备航海经验，能够指挥航行。只有于家欣一人是搞航海雷达的，勉强可以依靠他通过雷达观测冒险航行，然若航海雷达一旦发生故障，就只能听天由命了。因此如果争取到既有丰富航海经验，又在舰上享有威望的人参加起义，指挥航行的难题，便可迎刃而解。而这个最合适的人选，就是舰长邓兆祥。
可这种设想有可能实现吗﹖毕重远自产生了这一想法后，就开始注意观察和分析。他感到邓兆祥是个爱国的、富有正义感和自尊的人。他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以出类拔萃的成绩毕业后，一直在中国海军中服役，完全凭借自己的技艺和经验走上舰长的位置，与国民党及其海军部没有什么裙带瓜葛。
正因为如此，国民党海军部对他并不十分信任。在接“重庆”号归国途中，因他“撵走了保驾的英国朋友”，遭到了海军司令桂永清的严厉训斥，说他“稍微学到了一点本事，就以为翅膀硬了，就忘恩负义”毕重远记得他在挨训后，一个人在舰长室闷闷不乐地抽了很长时间的烟。桂永清后来将他的把兄弟派上舰，担任见习舰长，就是准备取邓而代之的，对此邓心中也很清楚，自然与国民党海军部离心离德。
在舰上邮政室活动期间，毕重远偶然地发现，邓兆祥既不订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也不订国府军方办的《扫荡报》，而是订了一份具有中间色彩的《大公报》，一份进步刊物《展望》。从此可以看出邓兆祥内心对国民党腐败统治不满的倾向。综合这一系列现象，毕重远认为：只要向他申明大义，耐心说服，是可能将他争取过来的。其他几位起义骨干，都同意这种分析。
然而，实际的说服工作并不顺利。毕重远首先分析了解放战争的最新形势，说明长江以北已是共产党的天下，长江天堑阻挡不住解放军的攻势，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已成定局。同时指出正是国民党统治的腐朽，才导致了起义行动，也只有参加起义，方有光明前途。
邓兆祥一语不发地听着，面色十分严峻。的确，从对某个政权不满，到以行动同这一政权为敌，是个很大的跨度，要在短暂的时间内做出抉择，其内心的斗争必然十分激烈。而且身为一舰之长，一举一动全船系之，他必须考虑整条军舰的沉浮，５００余官兵的安危。他此时并不知道有多少人参与和拥护起义，起义者们是否能控制住舰上的局面……这恰好反映了邓兆祥稳健审慎的性格，如果他随即附和，倒不成其为邓兆祥了。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劝说，邓兆祥说出了他的疑虑：能否在短时间内把主机发动起来﹖是否有足够的力量保证军舰顺利地开出长江口﹖航行安全有没有保障﹖这时，轮机方面传来主机已经发动起来的消息，不久，前甲板的绞盘转动了，两条锚链徐徐上升。可邓兆祥依然下不了决心。他想了解见习舰长卢东阁的态度。可当他看到卢东阁不合作的态度，反而给自己造成更大的压力，便再度沉吟不语。
时间一秒一分地过去，空气显得异常沉闷，令人焦灼难耐。毕重远感到不能再拖延了，郑重地对邓兆祥说：“航行的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可以依靠航海雷达导航。万一军舰搁浅，我们也绝不会让它再回到国民党手中，去屠杀人民，阻止解放军渡江。我们已经派人在弹药库中，做好了引爆炸毁军舰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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