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中第一次出现（按照年代先后）大量北魏人名的地方，应该是在卷四十八的《朱超石传》中：
〖“义熙十二年北伐，超石为前锋入河，索虏托跋嗣，姚兴之婿也，遣弟黄门郎鹅青、冀州刺史安平公乙旃眷、襄州刺史托跋道生、青州刺史阿薄干，步骑十万，屯河北，常有数千骑，缘河随大军进止。”〗
东晋的义熙十二年即公元416年，对应北魏拓跋嗣的泰常元年。我们在《魏书·太宗纪》的泰常元年的记载中找到了相关的文字：
〖“司马德宗相刘裕，溯河伐姚泓……诏将军叔孙建等渡河，耀威滑台。”〗
《宋书》一段中出现了四个人名，而《魏书》对应的事件中只有叔孙建一人，我们有办法把他们对应起来么？
先来看“黄门郎鹅青”，按照《宋书》记载，此人是拓跋嗣的弟弟，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从弟甚至族弟，那么这个人就应该也姓拓跋才对。但是在《魏书》的宗室诸王传中没有这样一个身份相符的人，不过在卷三十的列传中却有另一个名字几乎相同的人——娥清。果然，《娥清传》中也提到了朱超石与北魏军队的交锋：
〖“刘裕遣将朱超石寇平原，至畔城遁还。清与长孙道生追之，至河，获其将杨丰。还，拜给事黄门侍郎。”〗
不仅事件相符，连官职也完全对应。唯一的出入是，《魏书》中的这个人物姓娥名清，而《宋书》中的这个人物是姓拓跋名鹅青，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在《魏书》本传的结尾处找到了线索：
〖“（清）以不急战，文通奔高丽，槛车徵，黜为门卒。遂卒于家。”〗
原来娥清在北魏征讨北燕的战争中，由于作战不力，导致北燕君主冯弘（即文通，北魏避献文帝拓跋弘名讳而称其字）出逃高丽。娥清因此获罪受罚，成了门卒，被剥夺了贵族的身份。而在这一过程中，他很有可能也失去了象征皇室的“拓跋”姓氏，不得不只称呼名字。这就是《魏书》本传中只用娥清（这个“娥”其实也不是鲜卑汉化后的汉姓，《魏书·官氏志》并不见载）来称呼他的原因。这样，我们就找出了第一对人名对应关系：《魏书》的娥清对应于《宋书》的拓跋鹅青。为统一写法，我们采用《魏书》的用字，娥清的原名就是拓跋娥清。
下一个名字是“乙旃眷”，看起来似乎此人姓乙旃，名眷。我们查阅《魏书·官氏志》，知道“（北魏献帝）命叔父之胤曰乙旃氏，后改为叔孙氏”。乙旃氏其实原来与拓跋同族，只不过是其叔父一支的后裔，所以在孝文帝改姓时就改成了叔孙。那么这位乙旃眷就可能是《魏书·太宗纪》中所提到的“将军叔孙建”了。《魏书·叔孙建传》中说：
〖“（叔孙建）为都水使者，中领军，赐爵安平公，加龙骧将军。……太宗（拓跋嗣）假（叔孙）建前号安平公。”〗
爵位也与《宋书》完全对应了。接下来就是这个名字的问题了，是建还是眷呢？依照《广韵》，建为“居万切”，眷为“居倦切”，两字声母相同，韵母也十分相近，作为一个名字的两种汉字译法，完全可以接受。我们在《宋书·索虏传》中，找到了以下一段记载：
〖“虏又遣楚兵将军徐州刺史安平公涉归幡能健……东击青州。”〗
这个“安平公”同样是叔孙建，“涉归”乃是官名，“幡能健”正是叔孙建的本名。众多的例子都表明，鲜卑人的汉语名字往往取其原名的首字或末字（比如以前提过“涉圭”和“珪”），这里的叔孙建就是一例。所以，我们就得出了第二组对应关系，叔孙建原名乙旃幡能健。
第三个名字是“托跋道生”。《魏书·官氏志》载：“次兄为拓拔氏，后改为长孙氏。”这里的“托跋”或者“拓拔”，据考证，可能是“拔拔”的误写（因为按常理推断，不应该与北魏的皇族姓氏相同），为皇室兄族的姓氏之一，在孝文帝改姓时改为长孙。这样一解释我们就明白了，《宋书》中的托跋道生，就是《魏书》中的长孙道生。
最后一个名字“阿薄干”显得有些陌生，《朱超石传》后面又提到了一次：
〖“（超石）以锤锤之，一槊辄洞贯三四虏，虏众不能当，一时奔溃。临阵斩阿薄干首，虏退还半城。”〗
《魏书·官氏志》载：“阿伏干氏，后改为阿氏。”《广韵》中伏为“房六切”，薄为“傍各切”，声母是重唇与轻唇的区别，南北朝时期并没有区别，都读成“b”，这两个字的读音都接近于“biok”，也可以看做是一字的两译。于是我们推测，“阿薄干”就是“阿伏干”，汉语名字应该是阿某某。可惜，这位阿某某的名字并不见于《魏书》列传中。
至此，我们已经找出了《宋书》中出现的四个北魏人名的对应关系：
汉名（《魏书》姓名） 鲜卑名
娥清 拓跋娥清
叔孙建 乙旃幡能健
长孙道生 拔拔（托跋）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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