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顺等人垮台的原因主要还是树敌太多，北京的大臣就几乎都倒向了太后和奕。而且，肃顺没有得到实力派将领的支持，就连当时护送咸丰帝灵柩的胜保，这位握有重兵的将领也反对肃顺，对于这点，肃顺也不是不了解。事实上，他也试图拉拢一些实力派将领如僧格林沁为自己撑腰，但因为多年的人品太差，无人支持，甚至他提携过的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对于这场政治风暴，也都持观望态度。
据说，肃顺的门人王闿运亲自到曾国藩帐中游说，试图拉拢，但曾国藩在听完后，用手渍茶水在桌上写了个“妄”字。而慈禧太后等人在回宫的途中，一直是荣禄的军队保护，京畿一带，则完全是胜保的军队！
由此，肃顺为首的八大臣，其结局可想而知。他们太相信那封遗诏了，以为那是尚方宝剑呢！
载垣和端华的表现更像是个书呆子，当奕拿着对载垣、端华、肃顺治罪的诏书前来捉拿的时候，这两人还傻乎乎地质问：“我辈未入，诏从何来？”（意思是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写诏书）
侍卫们才不管谁的诏书，立刻上前将两人按倒在地，捆猪一样地送宗人府关押。当天晚上，肃顺护送咸丰的灵柩驻于密云县的时候，咸丰第七子醇郡王奕澴和睿亲王仁寿的亲兵踹开卧室大门，肃顺还和两个小妾横卧在床上调笑。肃顺被抓后，骂不绝口，“悔不早治此贱婢（慈禧太后）！”
整个政变，从计划到实施，只用了三天时间。某京师官员记载，政变当天（九月三十日），上午乌云密布，天色阴沉，风声不止，到中午才风开云散。天意如此！
八大臣最后的结果是：载垣、端华赐令自尽，肃顺被判斩立决，其余五人革职；肃顺和当年顺天科场舞弊案的柏葰一样，被斩于市口。柏葰被杀前曾说，“肃六他日亦必同我一样”，冥冥之中竟似有报应！
政变成功后，慈禧论功行赏也不含糊，特别是奕，更是备极恩宠，一月四赏。按记载，十月一日，授奕为议政王、军机处行走；初二日，授奕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初八日，赏奕食亲王双俸；初九日封奕的长女为固伦公主。
政变成功的第九天，小皇帝在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原来的年号“祺祥”弃之不用，改为“同治”。
历史在这里划了个重重的顿号。
孽龙出海潭自深，山雨欲来风满楼(1)
农民造反并不是什么稀奇事。洪秀全出山的时代，一如陈胜吴广、张角黄巢揭竿而起的时代，李自成、张献忠等枭雄逞强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周期率的表现。
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个农业大帝国，国民对土地的依赖严重，财富的积累非常缓慢，但凡遇到大的天灾，加上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必然会有黄巢、张献忠一类的煞星杀出，结果是血流成河，生灵涂炭。通过人口非正常地大量减少缓解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帝国往往又重归平衡，并开始一个新的朝代。这种历史经验，是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农业大帝国特有的。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在19世纪中叶，此时距康乾盛世并不遥远，距中英鸦片战争也不过十年。乱世的产生，归根结底，是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晚清面临的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在清朝以前，中国的人口从来没有超过一个亿。但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特别是雍正实行“摊丁入亩”的政策后，“盛世滋生人口永不加赋”，导致人口养育成本下降，人口急剧上升，由清初的不足一个亿，很快发展到乾隆五年（1740年）的两亿；到了道光时期，更是到了史无前例的四亿三千万。
人多地窄，在传统经济模式和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几乎没有任何缓冲的余地。清朝时期，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而其中的绝大多数，又是些终年劳作却难得温饱的贫农。面对这种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生存状态，那些稍微有点野心又不想终身困苦、死于沟壑的人，往往就要铤而走险，集体暴动了。
这时，洪秀全的横空出世，自然和这些人的要求一拍即合。洪秀全多年应试不第，一次次击碎了他对未来生活的梦想。而对于杨秀清、萧朝贵那些一无所有的烧炭党人来说，他们连吃饭都成问题，造反是改变他们命运的好机会，他们的要求当然更为简单而直接。
造反的成本太低了。苟且偷生不过累死于沟壑，起来造反也只是掉脑袋而已，加上和他们同样情况的人又是如此之多，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当然群起一搏，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马尔萨斯的理论指出，要解决人口膨胀问题，上帝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瘟疫，一个是战争。当然，倘若不想这样解决问题，办法还有两条：一是将多余人口移民海外，所谓殖民主义的方法；二是开发新兴产业，用开矿办厂等工业化手段来创造新的财富并吸纳富余劳动力。
但令人扼腕的是，前一条在明清时虽有少量华人前往南洋谋生，但终因政府的禁海政策而无法大量实施；而后一条的成功又需要有工业革命的基础。过去三百多年的历史证明，殖民主义和工业革命正是西欧国家发展壮大并一举超越天朝的两个法宝。如今我们回头再看，机会稍纵即逝，悔之晚矣！
任何历史事件都是偶然的，但无数的偶然，又形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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