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生存论心理学家Ｅ·贝克尔在他的代表作《反抗死亡》中，对死亡恐惧问题作了全面的探讨。他通过深刻的人类学和心理学分析指出，死亡恐惧与生俱来，而并非所谓"文化的产物"。死亡恐惧是一种根本性的恐惧，它影响和决定着其他各种恐惧。死亡恐惧可能具有形形色色的伪装，但无人可以幸免。
"儿童到三岁时就有了关于死的观念"。参见贝克尔：《反抗死亡》，第二章。儿童之所以不像成人那样有着明确的死亡恐惧，是因为他们"压抑"自己。这种压抑导致一种整体性的、浑然不分的"对生活的恐惧"，把明确的死亡恐惧掩而盖之。但是，要成功地掩盖明确的死亡恐惧，单凭儿童自身的能量不可能做到。换句话说，儿童必须巧妙地利用各种身外之物。"儿童的人格，他的生活方式，都是他的手段，用以利用他人的力量，利用事物提供的支撑及其文化中的观念"，把死亡恐惧排除于自己的意识之外，"压抑"到潜意识之中，以此保护自己幼弱的身心，使其免于被死亡恐惧压垮的结局。贝克尔：《反抗死亡》，第404页、第227页、第89页。也就是说，人早晚要明确面对死亡恐惧。在日常生活中，死亡恐惧随时可能冲破"压抑"而"显露"出来，其过程因人而异，特别与儿童时期的经验有关：在发展中，死亡恐惧发生了嬗变。如果儿童的成长条件非常有利，所得到的好处也不过是将死亡掩盖起来。最终，儿童与父母力量的自然同化使压抑成为可能。如果儿童得到很好的关照，同化就容易和稳固，而父母对死亡的有力胜利自然就成为儿童的胜利。贝克尔：《反抗死亡》，第43页。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根据贝克尔的论述，我们不难推想当时卡夫卡心理创伤的深度。两个弟弟之死刚好接连发生在卡夫卡三岁到五岁之间，这死亡事件本身像致命的伤口一样深深刻入卡夫卡天生羸弱而敏感的身心，在当时卡夫卡的"成长条件"中立即不断绽开，并以一种"发生学"的方式，转化为卡夫卡的"成长条件"，与既有的"成长条件"产生相互作用，形成恶性循环。不用说，那些"成长条件"我们已经相当熟悉了，那就是卡夫卡世界中形形色色的存在性不安因素。布拉格那"带爪子的小母亲"，她的旧城区，犹太人风雨飘摇的生活圈子，你死我活的文化冲突，"黑暗的角落、神秘的甬道、漆黑的窗户、肮脏的庭院、嘈杂的酒店，还有那些难以近身的旅店"，家庭中的焦虑和不安，两个来去匆匆的弟弟所带来的内疚和恐惧，终日没有父母的身影，对爱的渴望，在父亲面前不由分说的恐惧，父亲［以及家中一位女厨子。详见以下第六节］所施予的那种"悬而不决"的折磨、以及在这种折磨面前随时"会马上垮掉"的感觉……换句话说，他未能得到通常应有的保护，在某种程度上过早地暴露在破坏性的死亡恐惧面前。而这死亡恐惧又以压倒性的份量，成为卡夫卡存在性不安中致命的因素，并反过来对其他因素产生巨大的、乃至决定性的影响、催化和修饰。
后来，除了迄今所知一次不说明问题的例外，卡夫卡一生几乎从来没有提起两个弟弟早夭的事情。那悲剧未能浮现到记忆中。也许，那噩梦般的份量，被卡夫卡"压抑"到无意识的深处去了。
第四节 犹太人——"死人的孩子"
家，它带给卡夫卡的东西是太多了。尤其在童年，身为犹太家庭的孩子，也使卡夫卡遭受到存在性不安深深的袭扰。
关于犹太人的一般背景，本书前面的讨论已经多有涉及。然而，此处仍有必要补充若干有说服力的细节。
在卡夫卡时代，在奥地利，尤其在波希米亚这类捷克地区，主要由于捷克民族主义者的反犹情绪，一个犹太儿童随时可能遭遇各种形式的歧视、欺负、凌辱和打击。
与卡夫卡同属奥地利人和犹太人的弗洛伊德诞生于1856年，基本上与卡夫卡属于同一时代。1873年，即在卡夫卡诞生之前10年，弗洛伊德走进了大学校门。他发现，即便在大学这片"净土"，在那些"文化精英"们中间，反犹情绪也是那么狂热。人们不仅因为他是犹太人而看不起他，而且还认为：他应该为自己是犹太人而感到自卑和羞耻。就在卡夫卡出生的那一年，奥－匈帝国发生了著名的"蒂萨茨拉案件"。据传匈牙利蒂萨茨拉小镇一位姑娘失踪，便引发了一场波及整个奥－匈帝国的反犹浪潮。布拉格大学一位神学教授居然在他的证词中出此言论："犹太人的宗教要求犹太人尽一切可能剥削非犹太人，在生理上和道义上摧毁他们，用公开的暴力和秘密的阴谋掠夺他们的生命、荣誉和财富——只要有条件就这样做。"后来，此人的著作成为奥地利纳粹的基本教材，多次再版。1897年，布拉格发生了臭名昭著的"十二月风暴"。在捷克青年学生运动的领导下，犹太人的商店有计划地遭到抢劫和破坏，卡夫卡父亲的商号也险遭噩运，只是由于他父亲能讲一口流利的捷克语才得以幸免。1899年，另一次"希斯纳案件"又引起了类似的反犹高潮。
这就是卡夫卡学生生涯的背景，也是他儿童时代重要的存在性不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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