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从卡夫卡致波拉克的信中不难看出，他那高度的尊重和友爱，虽然是他情感的自然表达和需要，但其分量似乎太沉重了一点，而且其中充满了某种"文学自我中心主义"的自恋倾向。不难想象，对于一个正常人，无论他具有怎样坚强的意志和强烈的个性，只要他还不是上帝，这样一种高度的尊敬和友爱就多半会让他感到难以承受。不知是否由于这一原因，在大学期间，波拉克开始逐渐疏远卡夫卡。正是在这时，卡夫卡向波拉克写了那样一封信，其中说道："……这么多的年轻人，我只跟你说过话，我同其他人说话只是应酬，这也是为了你。你对我来说，不仅有着重要意义，而且，你还像一扇窗户，通过它，我才能看到胡同。我一个人势单力薄，是没有什么作为的……"
容易理解，这样一封信恐怕难以挽回正在消逝的友谊。不管怎样，一场对于卡夫卡如此珍贵的友谊渐渐逝去。也许并非偶然，他在别的地方写道：如果一个孤苦伶仃的人还想到处找朋友……而且还想理所当然地找到一只可爱的手，想从中得到慰藉和帮助的话，那么，这个人就会失去通向胡同的窗口，他的好景不会长。见瓦根巴赫：《卡夫卡传》，第33页。
波拉克的疏远使卡夫卡受到很大的打击。幸而，他与布洛德之间的友谊随着共同的大学生活以及共同的文学兴趣而渐渐加深，尽管其过程十分缓慢，却也相当稳固。布洛德活跃而自信的性格、文学上的事业心和抱负吸引着卡夫卡。布洛德不仅在"读书与讲演之家"这一类活动中帮助卡夫卡开拓视野，而且先后将奥斯卡·鲍姆和韦尔奇引荐给卡夫卡，并组成四人小圈子，经常聚会，进行小范围的文学活动和友谊交往。这不仅缓和了卡夫卡的孤独倾向，而且对他文学人格的发展和成熟有着重要意义。
卡夫卡大学毕业后一年，布洛德自中学以来最好的朋友突然去世。这一打击使得他与卡夫卡的友谊进一步增进。那时卡夫卡已参加工作，在办公室和在家庭中一样得不到自己渴望的温暖，这使他格外珍视与布洛德的友谊，两人成为最亲近的朋友，天天会面，甚至一天两次，讨论文学、艺术和思想，谈论人生。后来，两人的友谊持续一生。卡夫卡去世后，布洛德成为他的遗嘱执行人和遗著编纂者。
然而，在波拉克之后，友谊对于卡夫卡已不可能再现那种上帝般的光辉。即便在与布洛德的友谊中，卡夫卡都表现出神经质的不安和焦虑。后来，到1911年底，两人的友谊完全可说是牢不可破时，卡夫卡还就此写下这样一则日记：今晨，我对写作的感觉是如此清新，然而此刻，下午要向马克斯［布洛德］朗诵的念头却完全妨碍了我。这也表明我对友谊是多么不适应，假定即便如此友谊对我甚至还有可能的话。无法想象不打乱日常生活的友谊，因此，虽然友谊可以从未受损害的内核得到更新，但是，所有这样的更新都需要时间，而且并非什么事情都能盼到成功，因而即便不考虑情绪的变化，一个人也绝不可能在上次友谊出问题的地方重新开始。此外，即便是具备深厚基础的友谊，每一次重新会面都必然引起不安……1911年12月31日日记。
第五节 青春的沦陷
无论人间是否总是存在"可爱的手"，无论友谊能否地久天长，人的个性却倾向于始终如一。个性是人的命运，而"学校和家庭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抹煞我的个性"。
但是，不管怎样青春却无法抹煞，无论如何它总要崭露头角。正是在中学后期，在准备报考大学的过程中，卡夫卡经历了本章开头所述的那场柏拉图式恋爱。
与塞尔玛·珂恩的那场恋爱，具有多重的象征意义。在那场精神恋爱中，卡夫卡显示出了他血液中"洛维家族"的气质，表现得纯真、温柔而敏感。20多年后他写道："作为一个男孩，我保持了纯洁，对性爱没有兴趣，不像现在……引起我注意的，只是不惹人注目的事情……例如，大街上我眼里那些最美、穿着最漂亮的女人，多半并不是好女人"。Ernst Pawel, The Nigntmare of Reason：A Life of Franz Kafka,P.75.卡夫卡与胡果·贝尔格曼同窗12年，无话不谈，唯独不涉及性的问题，也反映了他这方面的气质。
然而，人虽非野兽，但也并非天使。每个人的天性中既有纯真的东西，也有着相反的东西。尤其是，卡夫卡早年的不幸使他容易为"肮脏"所污染，而在一个"肮脏"的世界上，他更是难以避免遭受污染的命运。在他的青少年时代，欧洲正蔓延着世纪末的颓废情绪，资本主义正在走入全面的大规模消费时代；人们对性与爱的问题也越来越具有消费眼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上，尤其在当时像熟过了头的苹果一样正在走向腐烂的中欧，尤其在布拉格这纷乱、冷漠、而又潮热的"童床"上，一位正值青春期的男孩，不管怎样都会受到重大的冲击，他自谓的纯洁也值得打上某种问号。
事实正是如此。大约就在与塞尔玛·珂恩那场精神恋爱前后，据卡夫卡回忆，在关于性欲的问题上，"肯定不会比十六岁大出多少"的他，与父亲发生了一场重大的冲突。根据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晦涩的表述，后人大致可以揣想事情的经过。一天傍晚，在与父母一道散步时，他用与父亲谈话时惯常的冷淡语调，带点结巴，责备父母没有及时对他进行性欲ABC的启蒙教育，以至"一直让我懵懵懂懂，因此不得不由同学来关照我"。卡夫卡说，他当时还撒了一个谎，声称由于性启蒙的延误，他"曾濒临过莫大的危险"。而撒谎的动机，据他说一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勇敢，二是为了对父母进行报复，此外也许还想诱使父亲作出某种回答。结果，曾经身为奥地利中士的父亲果真作出了某种回答，但是却粗野得可怕，"坦率得出人意表，带有某种原始时代的色彩，……又具有现代人无所顾忌的特色"。据卡夫卡称，"这是符合一个饱食终日、四体不勤、永远内省的孩子春情萌发时的心理的，然而我的外表的羞耻心却因此而大受伤害，或者说，我以为它必定大受伤害"。在总结这一事件的时候，卡夫卡"怨毒"的言词直指父母双亲(也许更多地指向母亲)，对他自己命运的逻辑作出了某种阐述：……至于您在结婚以前可能也会给自己出过类似的主意，这在我看来是完全不能想象的。就这样，您身上几乎没有一丁点儿尘世的污秽。而您却用几句赤裸裸的话语，将我推入了这种污秽的泥潭，仿佛我命中注定活该如此似的。倘若世界上只由您和我组成(我很容易这样想象)，那么，这个世界的纯洁便以您而告终，而由于您的劝告，污秽便随我而开始。《卡夫卡小说选》第5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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