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的战略对手。东欧剧变后，各国新政权纷纷确立回归欧洲，与欧洲实现一体化的
发展策略，他们对俄罗斯还存有戒心。俄罗斯本身也已失去了前苏联那样的国际地
位，沦为一个地区性大国，它的注意力不得不从全球性威胁转向地区性的威胁，把
目标重点集中于欧洲和亚太，谋求建立地区集体安全体系，以保障安全，塑造一个
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为此，俄罗斯确立了新的地缘安全战略结构，将周边的前苏
联地区、东欧地区、亚太地区和中东南亚地区看做最具重要战略价值的利益区。俄
罗斯以自身为核心，四个利益区在周边形成两个圈层：内圈的独联体国家与俄罗斯
关系密切，直接影响到俄罗斯的安全和稳定，因而其战略重点也以独联体国家为主，
力图建立一个“现代地缘政治实体”，以保障俄罗斯的安全；外圈的东欧、亚太、
中东南亚三个利益区是俄罗斯的战略发展方向，也是俄罗斯和西方争夺的主要地区。
地区性大国，它的注意力不得不从全球性威胁转向地区性的威胁，把目标重点集中
于欧洲和亚太，谋求建立地区集体安全体系，以保障安全，塑造一个良好的经济发
展环境。为此，俄罗斯确立了新的地缘安全战略结构，将周边的前苏联地区、东欧
地区、亚太地区和中东南亚地区看做最具重要战略价值的利益区。俄罗斯以自身为
核心，四个利益区在周边形成两个圈层：内圈的独联体国家与俄罗斯关系密切，直
接影响到俄罗斯的安全和稳定，因而其战略重点也以独联体国家为主，力图建立一
个“现代地缘政治实体”，以保障俄罗斯的安全；外圈的东欧、亚太、中东南亚三
个利益区是俄罗斯的战略发展方向，也是俄罗斯和西方争夺的主要地区。
六、寻求路标：双头鹰飞向何方？
20世纪90年代初，被各种矛盾折磨得疲惫不堪的苏联，最终在无奈中结束了自
己的使命，退出了世界历史的舞台。而作为苏联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在历史的又
一个十字路口，再次面临着东方与西方的痛苦选择，“俄罗斯往何处去”仍然是俄
罗斯人永恒的话题和争论的焦点。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来自上层的历次改革从来就没能使俄国彻底摆脱专制制度
的枷锁，而走向西方自由主义的道路，这同样与俄罗斯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
系。由于靠近西方，历任沙皇政府在西方的影响和压力下，总能不失时机地进行自
上而下的改革，尤其是当社会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愈演愈烈，危及统治者的中央
政权的时候，求助于西方，以西方文化中那些有益于本国稳定和强大的某些思想、
措施乃至技术，来调和社会秩序，往往成为统治者明智的选择。但同时，由于东方
专制主义的传统根深蒂固，沙皇在权力问题上又决不让步，于是，改革便走向了反
改革。反改革当然不能持久，结果不是引起人民起义，造成动乱，就是引发大规模
的革命运动。不过，动乱或革命常常由于反抗者的落后、无知以及统治者的强大而
遭失败，到最后还是建立了新的、更为强化了的国家机器。俄国留里克王朝（公元
862 ——1598年）和罗曼诺夫王朝（公元1603—1917年）覆灭后的情形如出一辙。
这正是俄国地缘政治地位制约的结果。如是，俄罗斯国家的发展历程就表现为以下
模式：改革——反改革——动乱或革命——国家机器的强化。
20世纪初，腐朽的沙皇专制制度终于被推翻，经过与各种社会思潮的反复论战，
以及长期曲折而痛苦的实践，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取得了长足的生命力，
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来了。然而，由于教条式地理解“帝国主义腐朽
论”和受到“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理论”的影响，俄罗斯再次对西方市场经济、民主
政治、文化观念采取了封闭的态度。此外，来自东方并被俄罗斯人接受和大力发展
的集权主义、暴力统治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在新的政治体系中继续生根发芽，而且
得到了苏联领导人及其统治集团淋漓尽致的发挥。
独立之初的俄罗斯社会呈现出一种严重的亲西方情绪，“向西方一边倒”的
“大西洋主义”一时占了上风。为摆脱经济困境，俄罗斯把希望寄托于经济的全面
转轨上，叶利钦采取激进改革派主张的“休克疗法”。同时，俄罗斯领导人几乎对
所有西方大国进行了旋风般的访问，所到之处无不强调俄罗斯要同西方国家建立伙
伴和同盟关系，甚至不惜在削减核武器、对伊制裁和经济政治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
题上做出重大让步。但是，俄罗斯充满浪漫和一厢情愿的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的结
果却是事与愿违。不仅西方的资金、技术援助可望而不可及，而且在外交方面，也
常常被排斥于国际重大事务的决策和决定之外；全盘西化的经济转轨并没有带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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