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思想启蒙工作。
来自封建贵族阶级的一批先进青年最先成为民主思想的信徒和专制主义的叛逆
者，他们是拉吉舍夫、十二党人和赫尔岑。以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波罗留波夫。别
林斯基为代表的平民出身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继承了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等贵族革
命家的斗争精神，并且在思想和理论上前进了一大步。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农奴制
度和专制制度是阻碍俄国社会发展的最大祸害，应该以革命的方式彻底消灭它。他
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真地考察了俄国历史和当今世界政治的发展，
科学地指出：“由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以及向行将来临的社会主义的过渡，
同样都必须通过革命的途径。革命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杜波罗留波夫称专制制度统治下的俄国是“一个令人黯然神伤的社会，是一个
被痛苦折磨着的社会，是一个监狱般死气沉沉的社会。在这里，只有听到低徊无力、
一现即逝的窃窃絮语才偶然显露一点生气。毫无光明，毫无温暖，毫无自由；黑暗
保护的监牢，散发着霉烂潮湿的臭气。世上的一点声音，晴天的一丝光芒，都无法
进入这座监狱里去……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正在那里受苦；从这些已经变野的、沉
默不语的、肮脏的生物身上还可以认出人的面目，然而我们内心却充满了痛苦和恐
惧。”他看到“昔日占统治地位的地主对于农民特别是对农奴的独断专横，是完全
以地主脾气是否暴躁为转移的。这种独断专横，是由于地主当时所处地位而产生的
普遍的必然的后果。”他宣布：“专制制度和旧的传统是民族进步道路上的绊脚石，
是与受其压迫的人民为敌的。”因为在这个黑暗王国里，“人类尊严、个性自由、
对爱情和幸福的信念，纯洁的正直劳动都被那些胡作非为者践踏得一点影子也没有
了。”他号召人民去推翻现存制度“这栋腐朽的大厦”。
别林斯基在《给果戈理的一封信》中也描写俄罗斯“现在是一派可怕的情景。
在这个国家里，有人贩卖人的勾当，他们这样做，连美国农场主所狡猾地利用的那
种口实（一口咬定黑人不是人）的行为也没有；在这个国家里，人们称呼自己不是
用堂堂正正的名字，而是用阿猫阿狗的浑号：万卡。斯捷什卡、瓦西卡、帕拉什卡
；在这个国家里，不仅对人身、荣誉、财产没有丝毫保障，而且甚至连警察制度也
没有，有的只是挂了各种公职的窃贼和强盗的庞大集团。”正是这些进步的知识分
子和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们作为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体验者和超越者，以他们无情
的笔触剖析了专制主义文化的腐朽和黑暗，呼唤民主和自由，规划人类美好的理想，
因此他们是俄罗斯新文化的创建者。他们的理论和思想推动了俄国几代人在愚昧中
猛醒，在困惑中振奋，投身到史无前例的现代化洪流之中去。
但是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都是经历漫长的历史孕育和社会发展而形成的，
并且将持续地对该民族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发挥着影响作用，面对现代化的挑战，文
化传统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文化传统中的一些糟粕和消极成分必然成为现
代化运动的巨大阻碍。在俄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充满着旧的文化传统与新的
文化因素的激烈撞击，充满着专制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殊死搏杀。
早在19世纪初，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统治危机已现端倪，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初人俄国的时候，一些反动的贵族思想家和政治家便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以正统的
俄罗斯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和维护者自居，挥动专制主义大棒，大举讨伐一切进步思
想。俄国著名的贵族历史学家卡拉姆津伯爵在他的《关于古代和现代俄罗斯的札记
卜书中，恶毒咒骂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人类的灾难”，他宣布：谁反对专制制
度和违反俄罗斯人世代相承的传统，谁就是“俄罗斯民族的叛逆”。他在考察了俄
国自弗拉基米尔大公到彼得一世的政治发展历史之后，宣称：“专制制度是圣物，
是俄国繁荣昌盛的保护者。”俄罗斯人应该做的事就是毫无怨言地服从，保持对君
主的绝对信任，“即使坐上王位的是一个暴君，臣民也必须服从，而把他的暴行当
作上帝的惩罚来承受。”这本书是19世纪俄国贵族农奴主阶级顽固维护专制体制、
反对社会进步的政治宣言，得到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统治阶级的一片赞扬。19世
纪30年代在俄国思想文化界颇为活跃的“斯拉夫派”则强调俄罗斯的民族文化传统
与英、法不同，他们认为：“俄国历史发展得最早，而且将沿着完全独特的道路发
展，在专制制度救星般的领导下，不会发生革命。”30年代的反动教育大臣乌瓦罗
夫不仅下令严格禁止在大学。中学中宣传一切有悖于专制制度的思想，而且还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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