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来，农民及其子孙后代都被牢牢地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屈服于地主的奴役，不
得离开一步。对于窝藏逃亡农奴的人，也给予惩罚。除了要归还逃亡农民和他们的
牲畜、粮食外，还要罚款10卢布。否认窝藏逃亡农民而被查出者，要在商业广场受
鞭打3 天，监禁一年。逃亡农民嫁了他人，连同她丈夫一起归还原主。农奴的丈夫
如果原来有妻子月D 么他同原妻所生的子女应归还他原来的主人。追回农奴时丈夫
一起追回，因为那时人口普查登记时只计男性，不计女性，实际上把妇女附在男性
权力之下。
在农奴制的压迫之下，俄国农民过着低贱、痛苦的生活。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
没有任何人身自由；承担着沉重的封建义务，而又受尽地主的凌辱。这种残酷的农
奴制，除了地主不完全占有生产工作者以外，与奴隶制几无区别。当西欧已经进入
资本主义时代，农奴制早已消失的时候，俄国的农奴制还方兴未艾。
为了控制农奴，封建统治阶级想出一大堆惩罚不听话的农奴的方法，并且在法
令中明文规定。根据法令，地主甚至可以把农奴流放到寒冷的西伯利亚。但他们很
少选择这样的方法，因为流放农奴就少了劳动力，他们觉得得不偿失，不合算。他
们惯用的是残酷的责打。农民犯了一点点过失，就要用木棍、鞭子或树条在背上责
打几百甚至几千下。俄国历来的体罚是使用木棍和鞭子。而树条是从开明的西方，
由波罗的海沿岸各省的德国地主那里传到俄国来的。“慈祥的”俄国地主们认为用
树条抽打虽然也是很难受的惩罚，但仿佛比木棍对健康的害处少些。一开始，俄国
地主们放心地使用这种“温和”的体罚形式，他们规定抽打几千下或几万下。慢慢
地他们才相信，用树条甚至比用棍子更有可能把人抽死。可是，这一经验的取得，
大概不止牺牲了一千个农民的性命。但没有一个地主为此付出了任何代价。因为虽
然有禁止地主杀害农奴的法律，但实际上只对“老爷”亲手的、直接的杀人行为才
予以审理（而且会不会真正上法庭还是另一回事）即使农民因残酷的惩罚而致死，
那么地主也几乎永远是有理的，而有罪的是执行惩罚的人。即同样是农奴的车夫和
仆役，似乎他们敢于不听地主老爷的话而行刑。
责打农民被认为是司空见惯的事，就像快鞭打马让它快走一样。例如受过教育
的乡绅波洛托夫，为了逼农民供出行窃的同伙，连续鞭打一个农民5 次。这个农民
死不开口，或者说出一些与此事毫不相干的人，于是又鞭打这些人，可是从他们那
里当然仍是一无所获。最后由于害怕把盗贼打死，波洛托夫“吩咐把他的手脚绑起
来，投入烧热的浴池中，强迫他多吃最咸的鱼，派人严加看管，不许给他一滴水喝，
只要他不吐真相照样来折磨他，以期这样对他产生极大作用。他渴得实在无法忍受，
最后才向我们供出了与他同伙的真正盗犯。”波托洛夫为自己的好主意得意非凡、
沾沾自喜。在他笔下，一些受尽折磨不得不反抗的农奴成了“真正的坏蛋、叛徒和
恶魔。”彼得一世的后继者，穷兵黩武，意欲称霸欧亚。打仗靠的是实力，除了兵
强马壮，军需给养也要确保无虞；而俄罗斯气候寒冷，人口稀少，农业生产发展缓
慢。为实现帝国霸业，统治者置民生于不顾，硬要从农民身上榨出油来．而农奴制
恰恰是一部最好的“榨油机”：农奴手无寸土，又无人身自由，只得依附农奴主和
贵族，他们不仅为主人无偿劳动，还要缴纳苛捐杂税。靠搜刮民脂民膏补充军力，
俄国在对外战争中连连得手，版图不断扩大。对沙皇来说，农奴制法力无边，不仅
毫无必要废除，还需不断强化。1765年，叶卡特琳娜二世一纸诏书，便将5000万俄
亩新扩国土，连同土地上的农民，赏给皇亲国戚和立功战将。到19世纪初，俄国农
奴超过2000万，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农奴常常像牲口一样在市场上被买卖。出
卖农奴的广告同出卖骡马、狗的广告一起刊登在官方的报纸上。当时10个卢布可以
买到一名少女农奴，而一条良种狗却值几千卢布。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专横的封建农奴制不断加强对农奴的压迫，地主
阶级加剧了对农民的剥削统治，连绵不断的战争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这一切进
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激起了广大劳苦大众的强烈不满，俄国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仅1762—1772年，起义就达160 次以上。此外，非俄罗斯各族人民的灾难更加深重。
他们的土地、草场、林场统统被地主、工厂主、修道院霸占，而且要缴纳各种贡税，
服各种劳役，如同奴隶一般。压迫越重，反抗越强烈。非俄罗斯各族人民的起义具
有更广泛的性质。整个沙俄帝国堆满了干草，随时都有可能燃起熊熊的起义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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