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欧陆式的“水果、面包、巧克力”相比,“两斤大饼,半斤酱牛肉”以及随身携带此物的两名花季女学生虽然有失风雅,但足见醉翁和醉奶奶们之意并不在野餐,而在露天,在山水之间。而且,在野餐的名义之下,山水也有了中式和西式之分。
没有白吃的野餐
鉴于西式野餐多数都在午餐时间,与通常在室内进行的西式午餐相比,两者在内容上其实还是保持着高度一致的。如果一个人连早餐和晚餐都以野餐方式进行,他的良民身份就不能不受到严重的怀疑。
内容和形式达到高度统一的野餐,还是要看我们中国人的。正所谓“握月担风且留后日,吞花卧酒不可过时”。中式野餐虽说同样也是出于对“佳境”的追求,但是在解决了“怎么吃”的同时,“吃什么”照样不能有半点的含糊。传统的中式野餐究竟可以劲爆到何种程度?据明代高濂《 遵生八笺 》称,时有一种流行的便携式野餐套装工具,主要部件包括提盒和提炉。提盒是一个迷你型碗橱,内放杯筷酒壶之类,上面分有数格,每格或置六碟,或四碟,盛果肴酒菜,可供六人之需。提炉形式如提盒,分上下两格。上层大盛炭备用,下层放一锅炉,可烹茶暖酒,旁有一锅,可煮粥供客。郊游野餐时,相当于随身携带了一座整体厨房。如此高端的硬体配置,其承载运行的“软体”之繁复、之精彩,大致可以想象。
野 餐(2)
同样道理,当网球从室外移至室内而变成乒乓球之后,世界上能将此戏玩到出神入化、天下无敌者,也只有我们中国人了。世上的事情但凡只要上了桌,从地面被摆上了台面,对于吾人来说,这事就好办多了。
然而天下也没有白吃的野餐。再次来引证一下冰心奶奶:“我永远也忘不了,早在1936年,我到欧洲旅游的时候,一位德国朋友在星期天带我们到柏林郊外一处树林里去野餐,那片树林一望无际。那天总有好几千个家庭或团体,在草地上铺上布,一群人饮、食、笑、乐,十分热闹。我的德国朋友对我说,每星期天几乎都有10万人在此野餐,但野餐过了,10万人散了,草地上却是干干凈凈,连一块纸片都没有!我从心底佩服德国人的文明习惯!在国内呢,越是名胜之地,游人越多的地方,就越是肮脏杂乱。解放后是好多了。但昨天,我的女儿和她的同事们去香山鹫峰,也算是春游吧。回来就问她,鹫峰游人多不多?干净吗?她摇头说不干净……”
就野餐的阵仗而言,柏林郊外草地上的那“好几千个家庭或团体”,乃以人多取胜;香山鹫峰一带的“不干不净”, 人也多之外,靠的主要还是东西多。也就是说,与其说什么文明不文明,不如视后者的狼藉乃中式野餐在品类上过于丰富的必然结果。正是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大嚼骋怀,足以极口腹之娱,信可乐也。
小菜一碟
民国23年,旧中国社会上的“新生活运动”如火如荼(至少在发起者蒋介石的口腔里),这年二月二日,蒋介石在杭州对航空学校第二期毕业学生发表了如下谈话:
“我告诉你们:现在一般中国人十个就有九个不会,比方讲吃饭,坐的坐,站的站,蹲的蹲,或是捧一碗饭立在大门口来吃,或是一面走一面吃;还有,吃饭的时候,一切乱七八糟,不仅桌椅碗筷摆得一点没有条理,而且要弄得菜汤饭屑,狼藉满地,吃过之后,使人家走路都不好走过!试问这是不是文明人类吃饭的样子!
“再讲住房子,有几个人真正懂得住房子的道理,真能常常打扫干净,布置整齐,一般的情形都是满地的垃圾满屋的灰尘,厨房厕所格外的龌龊,四面的阴沟也不知疏通,还有随地吐痰,到处肮脏污秽,房子里面的东西,也是杂乱无章,乱丢乱摆!总之,一般中国人住房子,每每龌龊凌乱到不成一个‘人’所住的地方!”
整整60年之后,我个人对于以上讲话有以下两点感想:
其一,“坐的坐,站的站,蹲的蹲,或是捧一碗饭立在大门口来吃,或是一面走一面吃”——基本上就是一幅标准的野餐图景。所谓“乘鹿车,携酒壶,使人荷锸而随之,‘死便埋我’”!所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仰观俯察”之类,玄学不玄学、另类不另类的先不讲,就现场的一般吃喝情形而言,你以为还可以另类到哪里去呢?
其二,满地垃圾满屋灰尘,杂乱无章乱丢乱摆,尤其是“格外龌龊”的厨房厕所——正是出于对这种室内环境的厌恶,于是“捧一碗饭立在大门口来吃,或是一面走一面吃”,将一日三顿改行野餐方式,看开些,亦属忍无可忍,出于愤怒之义举。
总而言之,不管吃什么喝什么以及怎么吃怎么喝,野餐总是赏心乐事一桩。最起码,Picnic一词在英语或法语(piquenique )中除了“野餐”之外,尚有“轻松愉快之事”或者“小Case”、“小菜一碟”的含意。当然,也许正是出于西人对野餐的这种“小菜一碟”的心态,“水果、面包、巧克力”,野餐的内容才被搞到贫乏乃尔。
永远的“城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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