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牯确实去了香山，但去的是香山县澳门。
按户部的规定，凡进入黄埔的洋船，事前都要到澳门海关总口办理相关手续，并领取粮驿道制作的船牌，聘请通事和引水。这条规定没有得到严格执行，不少洋船熟悉进黄埔港的水路，不用引水也能直接驶入黄埔港。对违例般只，海关通常是照必缴的费用罚款一倍了事。洋船为了抢时间，宁可接受罚款。但是，初来中国的洋船如果违例，罚款就没有底。所以，初来中国的船只，几乎都会老老实实按中国的规矩行事。
罗牯在澳门南湾守株待兔，守的就是这种初来中国的洋船。这类外商跟十三行没有贸易往来，不会受以往契约的束缚。罗牯在南湾盘桓了一整天，只看到一艘悬挂蓝旗的洋船停泊在十字门水域。蓝旗国东印度公司跟潘振承的关系特好，罗牯不会做虎口夺食的蠢事，任凭中国通事把蓝旗国大班带往关口衙门。
第二天一大早，罗牯又来到南湾。十字门海面浮着一层乳白色的薄雾，依稀可见两艘“大肚婆”。“大肚婆”是荷兰造船师的杰作，专门针对中国贸易建造的腹部凸起的商船。洋船到中国必须缴纳船钞，按甲板的长宽计算船钞数额。广州人把这种甲板小、船舱大的船只称为“大肚婆”。“大肚婆”还有一个特点，尽可能少地装置火炮，以增大载货量，降低运输成本。“大肚婆”为荷兰商人追逐最大化利润立下过奇功。不过，广州的量船官不是那么好糊弄的，“大肚婆”一旦多起来，黄埔税馆在船钞上吃了亏，就在其他地方想办法弥补，不让“红毛奸商”轻易占到便宜。然而，荷兰一如既往建造新的“大肚婆”，据说这种结构的船有利于航行稳定，成为荷兰海船的独特风格。
罗牯有些失望，荷兰是十三行的老客户。尽管打破了公行垄断，他们也不会轻易同陌生的中国商人贸易。洋船在澳门停泊，水手也不能随意上岸，只有船长和货主才能上岸办牌。“大肚婆”放下两只小艇，慢腾腾朝岸边划来。罗牯饥肠辘辘打算回客栈吃早点，正欲转身，又定住不动，惊喜中带着疑惑。
乘坐小艇的洋大班，其中一人是米歇。
米歇曾任法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办事处通译，辞职后成为马赛合伙人公司中国贸易代理人。广州把各国东印度公司之外的商人统称为西洋散商，由于米歇精通汉话，是散商中知名度最高的人物。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英法为争夺印度商城爆发了第三次战争，英国凭借强大的海军，无限期封锁印度洋至太平洋的海路，袭击法国商船。法国商船来不了广州，法国东印度公司的业务完全停顿，陷入破产。这一期间，只有零星的法国散商搭乘他国的商船来广州贸易。米歇来过两次中国，这是第三次，包租了两艘荷兰商船。欧洲的合伙人公司有个特点，每一次贸易的股东结构都不同。中国绿茶的股东除马赛合伙人公司外，还有巴黎的十多名爵士。
荷兰商船顺利地通过英国海军的封锁，然而，一到澳门，这个秘密再也守不住。
在筹划这次行动前，熟悉广州贸易的米歇向股东们阐述他的可行性方案。说法英在短短二十多年间爆发三次印度战争，实际上是两国东印度公司争夺东方的利益引发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恨的是法国东印度公司，对法国自由商人，广州的英国人还算友好。米歇特别提到英国驻广州首席贸易官温斯顿·麦克米伦，麦克米伦暗中支持法国自由商人，他的目的是利用法国自由商人与法国东印度公司的矛盾，削弱法国东印度公司在远东的势力和在欧洲的影响。
乾隆三十五年，骄阳似火的六月，两艘法商租赁的荷兰商船航抵澳门，按规定停泊在十字门水域。米歇和另一位法商彭昂，以及两位荷兰船长分乘两只小艇朝岸边驶来。
“米大班！米大班！”米歇见岸上有个壮实的中国商人热情洋溢地朝他们招手。米歇觉得有几分眼熟，终于记起他叫罗牯。十多年前，罗牯在十三行中国街经营一家散商铁锅铺。佛山铁锅行销东南亚，但很少远销欧洲。因为这种质重的廉价商品，运到欧洲的运输成本很昂贵。假如某艘回欧洲的商船运载的尽是茶叶生丝等质轻商品的话，得用石头压舱，以保持航行平衡。因此，只要欧洲商人还有余钱，通常会改用佛山铁锅做压舱物。
上了岸，米歇按中国风俗向罗牯回礼，“罗锅，”米歇叫着罗牯的绰号，“记得十六年前我在你手上买的大铁锅，马赛的寄宿学校和修道院都还在用。”米歇说着笑起来，“现在不能叫你罗锅，本港行的总商，我该叫你罗大人。”
罗牯道：“米大班好记忆。如今广州的公行被总督和户部裁撤，本港行、福潮行、西洋行，还有散商不分彼此，都可以做西洋贸易。”
米歇兴奋得满脸通红：“太好啦，我们包租两艘大肚子船来广州贸易，就遇到这种好事，外商拥有自由选择权。”米歇说了个在广州的外商中流行的笑话，“十三行就是张屠夫，霸占菜市，只有这一家，混毛的猪肉，你不要也得要。”
米歇和罗牯哈哈大笑，彭昂和两名荷兰船长干瞪着眼，不知他们笑什么。
米歇向罗牯介绍彭昂及荷兰船长。罗牯爽朗道：“列位洋大班，老罗邀请你们上澳门最好的中餐馆喝酒，然后再由中国通事陪你们去关部办理入港船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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