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字报末尾写着“丁铁石老婆白琴”和年月日。
延续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的彻底平复硬要把闪光的历史翻成一本黑账，只能竹篮打水一场空(2)
白琴刚刚贴好大字报，城内协和医院的造反派就来到了。原来装甲兵科研院的造反派对白琴围攻不下，就忙去城内协和医院搬“救兵”。白琴觉得大字报已贴出去了，就已经教训了宋昆，“基本任务已完成”，遂带着儿子坐着协和医院造反派开来的汽车，于午夜两点返回了医院。
这天天一亮，协和医院的造反派贴出了大字报，“勒令”白琴检查认错，否则“严重的后果自负”。白琴回答说，“我没错”，拒绝做出任何检查。当天下午，她就被造反派关进医院地下室“太平间”旁边的“牛棚”。当天夜晚，田永兴就来到协和医院，伙同医院的造反派“会审”白琴，要她交代她和丁铁石的“罪行”，白琴一一予以严辞驳斥。
由此白琴也遭了罪。她与卫生部长钱信忠和本院的著名医学专家张孝骞、刘士豪、冯云琨等人，常常排成大队弯腰挨斗，她更被本医院十六个党支部一个不落地挨个儿拉去轮回批斗，一些人拳打脚踢地逼迫她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丁铁石也是“反革命”；她昂起头大声说：“我和丁铁石是始终如一的革命者，我们都没有错!”
一天黑夜，看守白琴“牛棚”的人趁夜静更深没有人，悄悄对白琴说：“你呀你呀真傻!在这场天下大乱中，别人连躲还躲不及呢，你还迎头上，去贴什么大字报……”
在这座“牛棚”的对面，是举国第一流的医学专家张孝骞的“牛棚”。“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这位常给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等人瞧病的老专家就被关进这座“牛棚”了，造反派们要他承认他是“反动学术权威”、是“美国特务”。他说他只是一个爱国的穷书生，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他虽在解放前，在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办的湘雅医院和协和医院教书行医，但他一直抱着爱国强民的宗旨，从来也不是“美国特务”……
一句话，他对造反派强加给他的一切罪名，他都实话实说地一概不承认。
“不承认，就得打!”白琴住进了“牛棚”后，几乎每天夜晚都听到对面“牛棚”里传出皮鞭抽打声和张孝骞教授跪在地上的惨叫声。有一次，没头没脑地鞭打，竟打碎了他的一片眼镜，他的额头被打得血迹斑斑。
第二天一早，高度近视的张孝骞照例和医院所有的“牛鬼蛇神”们一道，被造反派们押着去医院食堂打饭，只见他一手扶着已没有了一只镜片的高度近视镜，磕磕碰碰地离开“牛鬼蛇神”大队直向大街走去。他边走边断断续续地自言自语——“我到法院去……如果我有罪……让法院杀头枪毙都行……”
当然，他立即又像被抓小鸡似的揪着衣领提了回来。当夜，他那“牛棚”里又传出鞭打与惨叫的混合声，令各个“牛棚”里的人都揪心裂肺，彻夜难眠。
一天，造反派们押着张孝骞和白琴等人去打扫整个医院的楼道与厕所，又命令张孝骞与全国著名的内分泌专家刘士豪等人去擦窗户。这些人都年老体弱，高度近视，突然感到景物模糊，天旋地转，刘士豪没能一把抓紧窗扇把手，从梯子上“扑通”摔了下来，直跌得内出血，也跌伤了腿骨，隔了很久才能勉强拄着拐棍走路。
1968年冬天，寒风呼啸，滴水成冰。造反派把医院烧饭烧锅炉的碎煤末都集中在一块堆儿，命令白琴和张孝骞等专家们用冷水把它们和成煤泥，再用手把煤泥做成一个个小煤团。只冻得他们双手紫胀，全身打战。最后一个个都被冻僵了，手里捧着煤泥而揉不成煤团团，仍不让他们回屋暖一暖。
这时候，他们每人每月的伙食费只有十二元，每日只能吃窝头和咸菜，但还是去露天寒风中筛煤、和煤团、拉石碾子压路。然而白琴和张孝骞一样，任田永兴和医院的造反派往死里折磨，她都心口如一：“我是革命者!丁铁石是革命者!丁家兄弟和妯娌们都是革命者!!”
时至1969年秋天，当时还被称做“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的林彪，下了一道叫做“一号”的命令，准备在京、津、唐这一带对付“苏修”的登陆作战，京、津、唐区域内一切“不可靠”的人物，尤其是一些“政治犯”，纷纷被架着机关枪的一趟趟列车，分散到全国各地。丁铁石和装甲兵科研院的其他七名“反革命”，也被田永兴押送到苏州以南的一个坦克试验站。
在这个试验站，田永兴每日都毒打丁铁石。这个站的政治指导员王子耕，也想跟着田永兴在丁铁石的身上“立大功”。他让那七名“反革命”都有床睡觉，惟独让丁铁石一个人睡潮湿的水泥地。白天对他轮番审讯，夜晚又让他去挖防空洞或继续批斗，直到深夜才让他躺在水泥地上，凌晨三四点，又喝令他起床，每天只让他睡眠两三个小时。
这时丁铁石已五十五岁。尽管原来的身子骨挺硬朗，但经过这“三反”以来近二十年的凌辱、残害，再加上南方蚊虫的叮咬和水泥地潮湿气的侵染，他白天黑夜都觉得全身骨节酸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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