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下天下不久,刘秀在首批剥夺军权的将领中,就想到了他。
大司马吴汉也是如此,他同样是刘秀的绝对忠诚者,是公认的刘秀可以托生死、寄国命的人物,但他也有刘秀非常反感的一个癖好:屠城。
在剿灭公孙述时,吴汉拿下成都,屠城三日,索命数万,后来被史家挞伐,当时也遭到刘秀的怒斥。
在刘秀心目中,最得自己治军理政真传的,是征西大将军冯异。
冯异领命进军关中之后,他率领这支威武之师、仁义之师步步深入,供给曾经一度断档,但他依然严格约束部队,无论发生什么状况,都绝不允许滋扰老百姓!
当时天下饥荒,关中尤甚,大家都饿得易子而食或者对啃。粮价飞涨,达到一斤黄金才能换来黄豆五升,还常常有价无市。
这个价格水平,有可能是史上最高的了!
这时,冯异大军又赶上道路不通,给养输送中断,形势万分危急。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冯异也要求将士以树皮、果实为食,绝不能向老百姓伸手。
总的来说,刘秀麾下的武装集团是刚柔相济的,武可以攻城拔寨,纵横疆场,文可以安定地方,爱惜百姓,他本人满意,老百姓也是拥护的。
第三,加强供应,构筑一个综合性、全方位、坚实的保障系统。
这个军事保障系统,包含了政治的、人事的、舆论的、社会的方方面面,前面陆陆续续地说了一些,现在重点说说给养。
应该说,刘秀的青少年时代,特别是在29岁起兵之前,他基本上是衣食无忧的。即便他的老爸去世、叔叔离职、外公辞世,家里的经济状况明显受到影响,但也没有闹过饥荒。
他上太学时出租牲口可以搞点收入,回乡种地旱涝保收,贩卖粮食效益可观,经常家里有余粮,兜里有零钱,不为吃饭穿衣发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按照一般的标准,这是一种小康生活。
刘秀真正体会到衣食、给养的极端重要性,是在他起兵以后。
打仗就是打后勤,打给养。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举凡上过战场的人,对此都会有切肤之感。
扯旗造反,刘秀真的想干事才知道钱紧。
骑牛打仗,刘秀才觉得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是多么辛苦!
在河北那些无比艰辛的岁月,他带着少数徒弟、粉丝,左冲右突,武攻武卫,无时无处不感到自己手头太紧。
为了吃饭睡觉,他带着大家讨过饭,也到宾馆揩过油。当然了,实在没办法,他们就只有饿着冻着。
在逃命的过程中,大家沐风栉雨,穿着破旧的湿衣裳,饿着肚子,狼狈至极。
冯异搞来的豆粥、麦饭之所以让他终身难忘,是因为他当时已经走投无路而痛入骨髓!
在讨伐王郎的时候,为了招兵买马,甚至有人给他出主意,说是可以采取允许打仗时随便抢掠老百姓的办法,作为将士们的薪酬和奖励,这遭到他的果断拒绝,但也反映了他的后勤供给的窘状。
举行登基大典时,刘秀连起码的条件都没有,在河边上堆起来一堆土用来站人,烧一堆柴火用来祭天,算是把大事儿办了。
不能解决衣食住行,没有人会长期跟着你干,老百姓也不会拥护你!刘秀的体会越来越深刻。
在别人身上,刘秀也看到很多反例。
王莽就是一个黑色幽默。
起初,在镇压各地风起云涌的起义时,他是不惜血本的,反正钱财是公家的,是民脂民膏。
昆阳血战时,他派出的部队达数十万之众,投入的军需物资数量庞大,车马运输起来蜿蜒绵延数十上百公里不绝。
待刘秀大胜,缴获的军需物资竟然既搬不完也烧不完!
要是供给不方便,王莽也有自己的办法:抢老百姓的。
史上从来没有一个靠抢老百姓能够老打胜仗的部队,更没有一个靠抢老百姓能够维持生存的政权。
王莽的这种流氓政治很快造成一种局面:外患未除,边境打成一锅粥;内乱又起,各地纷纷竖义旗。
在万人喊打、国家机器崩溃、眼看自己的王朝就要玩完的时候,王莽觉得再掏钱找人打仗就要动自己的腰包了,心里一万个舍不得,每掏出一个子儿都剜心般地难受。
在保脑袋还是保钱袋子之间犹豫了一阵子,王莽错失了不少战机。
当他硬着头皮召集几个敢死的汉子来帮助自己作最后的顽抗时,竟然连茶钱也不想给人家!
供给不是万能的,但没有供给万事不成。
一分钱能够难倒英雄汉,刘秀有切肤之感。
自从来河北单干,刘秀在不断壮大队伍扩大地盘的同时,就非常注重恢复重建地方政权,建立并且不断完善税收制度。
每拿下一个地方,他都以老百姓的支持拥护为群众基础,以地方政府为依托和平台,以税赋体系为操作工具,建立起庞大而且坚实的后勤供应机制。
无论要拿下的地方多么重要,无论要扁倒的敌人多么讨厌,无论接下来的战斗多么严酷,刘秀都要严肃而严格地交代自己的徒弟和粉丝们,一定要在砍人的同时打好组合拳,无论发生什么事都绝不能骚扰老百姓,要打下一方就稳定一方发展一方,建设好政权和税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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