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只犹疑了一会儿，在冯保饥渴般的期盼中脱口而出：“可惜我已让吏部递交了丁忧申请。”
冯保腾地从座椅上站起来：“只要张先生有心，剩下的事交给我！”说完这番话，冯保一个利索的转身，自信满满地走出张家。
望着冯保的背影，张居正长长地叹出一口气。这口气的味道极为复杂，是老爹还是权力，连张居正自己都不清楚，到底是哪种味道更重些。他只知道冯保是个有本事的人，只要答应下来的事，没有办不了的。
冯保从张居正家出来后，就跑回宫中见李太后。他把张居正的憔悴先说一遍，然后就说到张居正的丁忧，最后加了一句：“张先生不能走！”
李太后兰心蕙质，当然明白冯保的意思。这位女中豪杰当即拍板：“那就把张先生留下！”
冯保谨慎地问道：“不知皇上的意思是？”
李太后看了冯保一眼，这种事她李太后就能做主，但她从冯保的眼中看到了另外的意思。是啊，朱翊钧从年龄上来说已不是小孩子，很多事应该征求下他的意见了。
朱翊钧有意见，意见就是，张先生应该不能走。
李太后听了朱翊钧的意见，大为不满：“可曾下旨挽留？”
朱翊钧摇头。
李太后气不打一处来，怒道：“那你还等什么！”
朱翊钧愕然，小声道：“朕不知该如何挽留。”
李太后也愣住：“是啊，丁忧是祖宗法制，皇帝也不能违法啊。”
冯保适时地说道：“皇上，可夺情。”
“夺情？”朱翊钧和李太后看着冯保，冯保的胖脸洋溢着光芒。
“夺情”，通俗而言，就是要臣子不许丁忧。在明代历史上，有太多的先例。也就是说，皇帝用“夺情”留下丁忧的大臣符合祖制的传统，自然也就符合法律。
于是，张居正就回不去家了。但张居正来了劲，非要回家。于是他和皇室上演了一场“回不回家”的拉锯战。
不许回家
张居正在冯保去他家的第二天就收到朱翊钧的圣旨。朱翊钧说：“您受先皇所托辅佐朕，朕如今年幼，您怎可说走就走？守孝当然要，可君恩尤重。折中一下，给你四十九天假，你在北京守制。”
这道圣旨很快在朝廷引起反响，伶俐的户部侍郎李幼孜彻夜不眠，全方位考虑这件事。第二天，他就上了一道奏疏，声称国家离不开张首辅，所以必须夺情。
李幼孜的奏疏并未吸引张居正的眼光，因为他正把全副精力用在写奏疏上。在这道奏疏中，他虽然还说回家丁忧，也说了“臣用三年时间事父，用终生事君”的话，可语气已不十分坚定。他说：“皇上您说‘父制当守，但君恩尤重’，我怎敢不斟酌这两件事的轻重呢？”
朱翊钧再发“夺情”圣旨：“朕顷刻离您不得，怎能长待三年？况且先生紧系社稷安危，不能离开，也不要再固请。”
以今天的眼光看，人家死了老爹，你用权力不让人家守孝，这显然违背客观人性。但在中国古代，君父之恩是相等的。况且张居正自己也说过这样的话：“真正的君子，澡心浴德，以整个身心侍奉君王和亲人。在家事亲，在庙堂事君。事君就要鞠躬尽瘁，不能说劳苦；事君时，这副身体就是君的，亲人先放一边。当离开庙堂回到家中，这副身体就是亲人的。”其实这段话是说，事君和事亲一样重要，所以事君所以事亲，要看你身在何处。
在李太后和朱翊钧看来，张居正身在庙堂，又受先皇所托，就该把“事君”放在第一位，其他一切事都要退后，即使是他死爹的事。站在张居正的角度考虑，抛掉对权力的欲望因素，他也不能离开。“主少国疑”，他怎能轻易拂袖离开？
可理性在很多时候都会败给人性，张居正思来想去，终于违背朱翊钧的圣旨，又上奏疏，请求回家守制。这道奏疏陈情哀哀，是一篇绝妙文章。
他对朱翊钧说：“臣尚有老母，年亦七十二岁，素婴多病，昨有家人到，致臣母意，嘱臣早归。田野之人，不知朝廷法度，将谓臣父既没，理必奔丧，屈指终朝，倚间而望，今若知臣求归未得，相见无期，郁郁怀思，因而致病，则臣之心，益有不能自安者矣。皇上方以孝养两宫，何不推此心以及臣之母乎？”
针对朱翊钧说“顷刻不能离卿”的话，张居正说道：“臣之不肖，岂真有卓荦超世之才，奔逸绝尘之力，惟皇上幸而用之，故臣得尽其愚耳！今在廷之臣，自辅臣以至于百执事，孰非臣所引荐者？观其器能，咸极一时之选。若皇上以用臣之道而用诸臣，诸臣以臣心之忠而事皇上，将臣平日所称圣贤道理，祖宗法度，此两言者，兢兢守之，持而勿失，则固可以端委庙堂而天下咸理。是臣虽去，犹未去也，何必专任一人，而使天下贤者，不得以各效其能乎？”
说完这一大段，张居正加重语气，说回家守制并非是求得解脱，没有忘记先皇托孤之事，自己精力还旺盛，报国的时间很多：“愿赐臣归葬，使得身自负土，加一篑邱陇之上。过此以往，死生惟陛下所用之，臣死且不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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