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劝他别胡思乱想：“驿站，尤其贵州境内的驿站是中央政府控制贵州的烽火台，你撤驿站，会给中央政府‘企图弱化中央政府对贵州控制能力’的印象。后果如何，不必我说。”
安贵荣急忙派人送来酒肉，说：“想不到这深山老林里有您这样见识非凡的人，让人钦佩，关于裁撤驿站的事，我以后想都不想。”
王阳明回答他：“我没有这样的力量。我说的这个道理，你心中早已有之。”
这个回答很阴险，一方面他暗示，安大人你要裁撤驿站恐怕就是有这想法。一方面，我的心学说，道理在你心中，我只是提醒了你一下而已。
但安贵荣贼心不死。这件事不久，贵州境内发生了两个少数民族首领的叛乱。王阳明判断，这两人是安贵荣的部下，他们叛乱和安贵荣的默许有直接关系。因为叛乱持续了一个月，安贵荣的军队毫无动静。他给安贵荣写信说，两人叛乱是在你的军事管辖区，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这样胡闹？中央政府怎么想？即使不追究你的失职，如果调动别省的军队来镇压，你的颜面何在？
安贵荣看到这封信后，冷汗直冒。他马上出兵，轻松平定了叛乱。
由此看来，王阳明在龙场的身份不仅是个驿站站长，还是个教育家，偶尔还客串下政治家。他的朋友越来越多，声名大振，他的命运在经过一番痛苦的洗礼后发生了大逆转。所有人都知道，龙场这块天地已容不下他，他离开龙场的日子已不远了。
王阳明是被人请出去的，而且被请了两次。第一次请他的人是贵州省主管教育的副省长毛科，他和王阳明是同乡。1508年冬天，他到龙场听王阳明讲学，由于没有深厚的思想根基，毛省长很容易接受新思想。王阳明心学本身是灵动的学说，所以他很快就接受了，于是他邀请王阳明去省城贵阳讲学。王阳明委婉拒绝。他说，我现在只是山野村夫，体弱多病让我变得异常疏懒。我没有用功阅读和研究经典，所以没有资格担任讲师。我现在正准备去看医生，您作为官方代表，给我这样的荣誉，实在让我惭愧。
毛科当然不会明白王阳明这番托词背后的心理活动。在王阳明看来，他的心学是帮助人完善道德，而并非是指导人科举考试。但毛科的用意很明显，他要王阳明到贵阳讲学就是希望王阳明能帮他培养出一批考试高手，这和王阳明的出发点南辕北辙。
毛科在1509年初被调离贵阳，接替他的叫席书，毛科临走前叮嘱席书，王阳明学大才渊，不应该在龙场驿沉沦。席书谨遵前任教诲，上任不久，就跑到龙场驿来听王阳明的讲课。课后，他请教王阳明，朱熹和陆九渊二人的思想有什么不同吗？王阳明说，这个话题太深，作为晚辈，他暂时还没有资格来谈。他话题一转，普及了一会儿自己的心学。简易明快的心学马上就让席书为之着迷。不过，席书是朱熹理学的门徒，虽然着迷，但对王阳明心学的“真理性”表示怀疑。
第二天，席书满腹心事地来了。他还是希望王阳明能讲一下朱熹和陆九渊的不同，或者是，他王阳明和陆九渊的不同。王阳明只好满足了席书的愿望。
王阳明从“知行”的角度来说明他和朱熹、陆九渊的不同。他说，朱熹是通过经书得到天理，然后去实行；陆九渊是通过静坐得到天理，然后去实行。二人虽然在得到天理的方式上不同，可都认为“知行”是有先后次序的。而我却认为，知与行是合一的。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成果，二者是一回事。席书没有深入质疑“知行合一”的问题，而是质疑另一个问题：“您也提倡静坐，和陆九渊的静坐有什么区别吗？”
王阳明说：“陆九渊静坐是希望从心中得到真理。而我提倡静坐，是因为现在的人心浮气躁，静坐能让他们把心沉静下来，我并没有让人一味静坐去获取真理，那不是正路。”
席书问：“那您从哪里获得真理？”王阳明回答：“真理就在我心中，但必须去事上练，只有去实践了，你才能更深刻地体会这一真理。而且，这两者是不可分的，正如知行合一一样。”
席书这回心悦诚服，马上让人修建贵阳书院，并亲自率领贵阳的秀才们来到龙场，以师礼请王阳明到贵阳。
由此，王阳明离开了他的放逐地和涅槃重生地。
心学的政治力
1509年，王阳明在贵阳书院正式讲学。按理，他有了传播自己学说的平台本该高兴。但在来贵阳的路上，他心事重重。表面上，席书服膺他的心学，实际上，作为主管教育的省长，席书面临一个困局：他对王阳明心学心悦诚服，但王阳明心学并非是考生辅导课，而他的工作职责就是让自己辖区内的考生通过科举考试。王阳明也面临一个困境：他的心学目标是给考生指明圣贤之路，而考生的目标却是读书做大官。如果他一门心思宣扬和朱熹理学截然不同的心学，那考生的目的就无法实现。想让考生的理想实现，就必须要讲朱熹理学。这个困局也是他当初婉言拒绝毛科的根本原因。不过好像事情没有他想的那么复杂，席书用一句话就抚平了他的忧虑：讲你最想讲的。
王阳明在贵阳书院讲的主要内容就是“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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