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与上一次恰恰相反，公孙弘直面回答，正面辩解，直接迎战，无懈可击，同样是一句顶万句。汉武帝听了这番话大为赞赏，认为公孙弘是个大忠臣，从此更加器重他了。
汲黯的蓄势之言、肺腑之言非但没有伤及公孙弘皮毛，反而给他添上了腾飞的翅膀，当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汲黯的第二轮攻击也告失败。
汲黯双管齐下的组合拳虎虎生威，但是事实证明，都是花拳绣腿一阵风，都是隔靴搔痒过把瘾，都是隔空打牛空费劲，都被公孙弘的化骨绵掌给轻松化解了。如果说汲黯练就的是“降龙十八掌”，那么公孙弘练就的就是“沾衣十八跌”，任你掌声如何凌厉、如何凶猛，都近不了我的身。
那么，公孙弘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只用一句话来形容他，那就是亦阴亦阳，亦明亦暗，亦是亦非，亦奸亦忠。
这样一位高深莫测的人会放任汲黯的打压而无动于衷吗？会让自己置身于悬崖边跳舞而不做反抗吗？
答案是否定的，公孙弘不是省油的灯，也不是怕事的主，他表面上敬重汲黯，但暗地里却对他恨之入骨，恨不得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他之所以没有马上进行反击，原因是他除了汲黯这个死对头，还有一个难缠的对手——主父偃。
“良人三策”遭忌恨
在汉武帝统治时期，出现了大批杰出人物，举世无双的军事家卫青、霍去病，千古传诵的文学家司马相如，大史学家司马迁，还有为数众多的谋臣策士。在这璀璨的人物星群中，主父偃以其非凡的见识、笔锋犀利的文章和独特的人生经历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主父偃，齐国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人。他的仕途之路和公孙弘一样，也属于坎坷、曲折型。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他的成长史：广集学，高攀友，缓步行。
主父偃早年学“长短纵横术”、辩士之说，晚年学《易》《春秋》以及百家之言，其思想与学术比较驳杂，从而独树一帜，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门派——杂学派。是为“广集学”。
主父偃初出茅庐，闯荡江湖时，曾在故乡齐国广泛结交各个学派、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的人物，意图是朋友多了路好走，为自己的仕途铺路。然而，他不会料到，他这样“高攀”的结果却出乎自己的意料，他不仅没能得到别人的赏识，还受到当地儒生的排挤。是为“高攀友”。
主父偃没有施展才华的空间，因为家境贫寒，又无人借贷，为了生活和发展，主父偃遂“北游燕、赵、中山”等诸侯国，可结果同样是“莫能厚，客甚困”。是为“缓步行”。
这段惨痛的经历使他认识到，在诸侯国中很难找到自己施展抱负的机会，只有京师或许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主父偃来到长安寻求发展。他一到这里，马上做了两大举措，学东方朔来了两次毛遂自荐。
主父偃第一次毛遂自荐的对象是卫青。主父偃用糖衣炮弹攻心，卫青虽然不是见钱眼开之辈，但却被主父偃的诚心所打动，于是极力向汉武帝推荐他。然而，当时的卫青自己还处于“发迹”阶段，远没有达到大红大紫，因此，汉武帝漠视了他的推荐。主父偃的第一次毛遂自荐就这样以失败告终。
主父偃第二次毛遂自荐的对象是汉武帝。眼看“曲线自荐”没能达到预期效果，主父偃所带的盘缠也要消耗殆尽了。他走投无路之下，决定冒险一搏——上书汉武帝。
庆幸的是，汉武帝亲自阅览了他的上书，文笔洋洋洒洒，论证引经据典。据史书记载，主父偃的上书中“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大概因为上书的内容涉及不少当时的热点问题，从历史到现实，条分缕析，极力论证攻伐匈奴乃得不偿失之举；可能是主父偃将反对的道理讲得比较充分，有助于汉武帝全面思考；也可能是某些观点和言辞深深打动了汉武帝；抑或是汉武帝被他的才华和雄辩所折服，总之，汉武帝非但丝毫未怪罪于他，反而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以致“朝奏，暮召入见”，即奏疏上午递进去，下午汉武帝就召见了主父偃。
这一次，幸运之神终于眷顾了主父偃。一同被召见的还有一起上书的徐乐和严安。汉武帝竟有点兴奋地说道：“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这就是成语“相见恨晚”的由来。
最后，这三人都被拜为郎中（皇帝的低级近侍）。是金子总会发光，主父偃终于得到机会一展才华，终于可以发光了。随后，他又进行了多次毛遂自荐——“数上书言上”。汉武帝特别欣赏他能主动出谋划策，于是接连拔擢他为谒者（皇帝的低级顾问）、中郎（皇帝的中级近侍）、中大夫（皇帝的中级顾问）。一年之内，主父偃四次升官，最终顺利地进入了汉武帝的中枢——内朝。
主父偃一年之内“连升四级”，成为朝中年度进步最快的“新人王”，令群臣侧目和咂舌。由于受到汉武帝的器重，主父偃积蓄许久、被压抑许久的主张终于得到全面释放，上书言事更加积极主动。
归纳起来，主父偃的出谋划策中，有著名的“良人三策”。但正是这良人三策的出台，使他成了一位朝中大臣的眼中钉、肉中刺，这个人便是公孙弘。下面，我们就来看个中曲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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