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茂七见势不好，带领一部分手下仓皇出逃。都指挥刘福亲率五千精兵半途邀击，邓茂七骑在马上目标明显，被刘福指挥弓弩手乱箭射死。数千名起义军顿时死的死，伤的伤，几乎全被歼灭。伪将领刘宗、罗海、郎七等被擒获，押到军门处斩。
叱咤风云声噪一时的邓茂七起义军顿时被瓦解，只剩下一小部分残余拥戴邓茂七的儿子邓伯孙占据九龙山继续与朝廷对抗。
罗汝先在这次战役中立了功，丁瑄发现他颇有才干，除了赏赐金钱物帛，还保举他出任地方的武职官员，负责组织训练当地的民兵，保障地方安宁，防止再次发生叛乱。
早在邓茂七起义被镇压之前，朝廷又增派了宁阳侯陈懋、平江伯陈豫等前来福建平乱。还令刑部尚书金濂参赞军务，太监曹吉祥等提督火器。
陈懋领兵到达浙江，有部将建议分兵扼守海口，堵截起义军逃窜之路，陈懋道：“想让贼众跟我们拼命吗？”等到丁瑄剿灭了邓茂七，他的余部聚集在尤溪、沙县，诸将建议将他们包围，斩尽杀绝。陈懋道：“这是让贼众坚定信心拼死抵抗，徒然增加我们的伤亡，有什么好处？”
于是他对邓茂七的余部颁布招抚令，并订立赏格：“凡有自相擒杀来降的，赏银五十两。”
当时邓茂七之子邓伯孙占据九龙山。起义军将领张留孙英勇善战颇有计谋，邓茂七起义时常常依靠他，邓伯孙对他也很信任，尊之为“张叔”。
陈懋是永乐朝的老将，善用计谋。他派遣千户龚遂荣潜入尤溪山中，招降了起义军数千人。龚遂荣潜入九龙山，带着陈懋招抚张留孙的信答应保举他升为地方镇抚官。龚遂荣“不小心”让这封信落到了邓伯孙手里。邓伯孙见信勃然大怒，他中了陈懋的离间计，以为张留孙背叛了他，便差人把张留孙叫来，乘其不备一刀将他捅死。
九龙山的起义军起了内讧。许多同情张留孙的人都被邓伯孙猜疑。他们纷纷逃离山寨，投降官军。山寨中顿时人心惶惶。
陈懋见时机成熟，缜密布置大军四面围攻九龙山。派遣小分队从后山杀入，前后夹击。邓伯孙本来就年轻，没有战斗经验，官军排山倒海地层层推进，眼看就杀到面前，他竟坐在山寨大堂里看呆了，也不知道该如何抵御，只能束手就擒。
邓伯孙被械送京都，枭首示众。
遍及福建、浙江两省长达三年的叶宗留和邓茂七起义终被镇压。究其起因，主要是布政使宋彰等横征暴敛、鱼肉人民所致。朝廷中王振篡权乱政也让起义军当作借口。地方上贫富分化、恶势力膨胀也是动乱的原因之一。
在这三年动乱中，带兵的将帅都显得无能，而许多文官却能激励兵民拒守，很多人为国捐躯，如建宁知府张瑛父子、泉州知府熊尚初等。于是英宗皇帝降敕责问诸将帅，都指挥邓安等归罪于前御史柳华。因为他最早奉命征讨矿乱，在乡村编里甲，反而让抗命的刁民组织起来作乱。
当时王振正想找人替罪，便下令逮捕柳华。柳华已降职为山东副使，听到敕令即服毒自杀。锦衣卫抄了他的家，男人发配戍边，女人收入浣衣局为奴。
王振借此事大开杀戒，福建巡按御史汪澄因惧敌从延平逃回省城，被兵部弹劾失机，被判处斩首弃市。
而他的前任柴文显下场更惨，福建三司奏称：“矿贼起事之初，前巡按御史隐瞒不报，酿成今患。”发交法司审讯。案件审结，带出更多的罪行，诏将柴文显磔死，抄没家产。
当时朝野的议论，都认为柳华的措施并无失当之处，如果不是地方官横征暴敛，激起民变，那些措施应该是防止动乱的有效方法。汪澄、柴文显虽有过错，但罪不至死。而武将不能杀贼，反而归咎文官，致使他们与叛众一同受刑，殊属荒唐。
而最应该为这场民变负责的人应该是福建布政使宋彰。他为了捞回买官送给王振的一万两银子，上任后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因而激起民变，是这一事变的罪魁祸首。王振为了开脱自己，假惺惺地判处宋彰死刑，然后却又遇特赦，竟以降职戍边告终。
王振在这一事件中充分地体现了他的飞扬跋扈，玩弄整个国家于股掌之中。而英宗皇帝却浑然不觉，始终相信他的王先生。此时，在司礼太监的淫威凌侵下，满朝的臣僚已是“万马齐喑”，只能默然忍受，等待更大的灾难来临。
第十章 瓦剌入侵的前奏
一 兀良哈的最后挣扎
东南民变刚熄，北国烽烟又起！
地处我国东北的兀良哈，是蒙古三大部落之一。强大的瓦剌吞并鞑靼部以后，又觊觎兀良哈之地。兀良哈分朵颜、泰宁、福余三卫。正统十二年，瓦剌首领也先之弟赛堪王领兵攻朵颜，杀死指挥乃儿不花，大肆劫掠一番。随后也先又率铁骑蹂躏朵颜、泰宁二卫，迫使其投降，福余卫头目逃得远远的，避走脑温江。兀良哈残部势力日渐衰弱，他们敌不过瓦剌，却经常流窜明朝边境，骚扰抢劫。
正统十四年夏季，兀良哈福余部的一个头目哈剌哈赤率领三百余名骑兵，沿着宣府至大同的长城沿线骚扰，他们白天远远地躲到沙漠深处，架起帐篷睡大觉，到了夜晚，便凶神恶煞般地窜至口外的德化、兴和等市镇，杀人越货、滥施抢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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