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臣有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内阁学士曹鼐、张益，礼部左侍郎杨善，刑部右侍郎丁铉，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右都御史邓棨，左通政使龚全安，太常寺少卿黄养正、戴庆祖、王一居，大理寺丞萧维桢，太仆寺少卿刘容，鸿胪寺丞张翔等。还有监察御史张洪等十人，给事中、中书舍人包良佐等十余人。
从征护驾的文武官员共一百多人，几乎是大半个朝廷倾巢而出。这在历朝历代都是绝无先例，也是违背战争规律的。要知道战场上靠的是兵对兵将对将的厮杀，护驾的官员越多越是累赘。官员少可以分兵保护，官员太多就没有人来保护了。
可是英宗和司礼太监王振对兵法都是十足的外行，他们以为出征的架势越大，就越能震慑敌人。当今天子挟雷霆之势御驾亲征，瓦剌也先跳梁小丑，势必望风而逃。明军便能不战而胜，高奏凯歌。
打仗最重要的是兵源和后勤保障。明朝最有战斗经验的十几万精锐部队，远在西南和反叛的苗民作战，一时无法抽调回来。驻扎在北京及周围地区的京军有七十二卫（每个卫额定兵员五千六百人，相当于现代的一个旅团），由于承平日久，戎政腐败，各级军官贪污吃缺的现象层出不穷，实际兵员人数谁也没有底。况且，要在短时间内调集数十万军队是极为困难的事。军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支援对于战争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一般如此大规模的出征，调集兵员和后勤准备至少需要半个月时间，可是从英宗决定亲征到出发只有五天的准备时间。兵部、五军都督府和户部的官员叫苦不迭，于是仓促之间纰漏百出，大军离京没有几天，军中就闹起了饥荒。英宗和王振这一对君臣搭档不听大臣们的劝谏，一意孤行，使这场征战一开始就阴霾满天，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三 一场惊心动魄的未遂图谋
明英宗决意亲征瓦剌，兵部尚书邝埜见大事无可挽回，痛心疾首地对留守的左侍郎于谦道：“皇上偏听王振之言，决意亲征瓦剌。我忝列兵部尚书，必然护驾前往。君才高于我，将来必是国家栋梁。我走之后，请君担起兵部重任，誓保京师的安全，有君在我很放心，但愿你我还有相见之日。”说罢已是老泪纵横，不能自已。
于谦紧紧拉着邝埜的袍袖，洒泪道：“请大人放心。我于谦早已以身许国。大人知遇之恩无以为报，我当力保京都安全，虽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大战前夕的京都，人情汹汹，惶惑不可终日。许多人都预感到一场大灾难将要来临，可是征战大权掌握在司礼太监王振手中，他可以左右皇帝的意志，让皇帝置大臣们的极力劝谏于不顾，一意孤行地陶醉在建功立业的幻境中。
这时，一些不愿看到国家遭受灭顶之灾的有志之士也在悄悄奋起，企图以一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阻止这场灾难发生。
内阁大学士曹鼐是从征的文臣中的一员。由于王振专权，内阁的权力比“三杨”当政时已大大缩小。此时内阁学士中与曹鼐同时入阁的马愉已经去世，只剩高谷、苗衷、张益等人。张益入阁才三个月，此次与曹鼐一起从征护驾。
曹鼐是宣德八年进士第一名，曾参与修纂《宣宗实录》，又任经筵官，是为英宗讲授经史的老师之一。他为人内刚外和，通达政体，经杨荣、杨士奇力荐进入内阁。杨荣死后，杨士奇老病，内阁事务多取决于曹鼐，实际上这时他已是内阁首辅。不过由于王振揽权，内阁的权柄这时已大大削弱了。
英宗决意亲征，曹鼐作为内阁成员，深知这次军事行动蕴含着极大的危险性，弄不好圣驾都将身陷险地，国家就会大乱。他见大臣们的劝谏丝毫不起作用，眼看大军即将启程，到那时就毫无转圜的余地了。他不由得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挽回圣意阻止出征！
曹鼐是一个心思缜密的人，他知道自己的这种极端想法不能找大臣们商量。从征的尚书侍郎们谁也不会敢于甘冒叛逆杀头的危险赞成他的做法。于是他找了平时信得过的几位年轻的监察御史张洪、黄裳、魏贞、夏诚、申祐等人，恰好他们都在从征名单中。他首先拿话试探道：“明天皇上就要出发亲征了，诸位大人都已准备好了吗？”
提起出征的事，众御史都垂头丧气，有人没好气地答道：“有什么好准备的？不过给家人写好遗书，准备赴死而已！”
曹鼐道：“难道我们就甘心去赴死，不能想想办法挽救危局吗？”
众人道：“愿闻曹公高见。”
曹鼐压低声音，却又十分坚决地说：“于今之计，只有杀了王振，才能阻止这场灾难。现在天子蒙尘，六军丧气，朝廷上下对王振早已切齿痛恨。我们只要用一个武士之力，乘其不备揪住王振，就在驾前将他的头颅打碎，然后我等一齐上前，痛斥阉贼权奸误国之罪，则天意犹可挽回。”
这个令人惊心动魄的大胆设想，顿时让在场的御史们惊呆了！他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地莫名惊悚，谁也不敢开口说话。
“唉！国士尚且如此，我们还有什么救？”曹鼐既失望又愤怒地连连顿足道，“你们到王振那里去举报我吧！”
御史们一个个低着头极为羞愧地走了。自然他们都是有良知的读书人，绝不会有谁卖身投靠权宦，丧心病狂地去举报心所景仰的人。他们不过是胆怯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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