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我哪里有过什么快乐的日子啊。”
“那，那你也不会是天天在那里哭吧？”
“当然不会是在那里哭了，但是我的一生真是苦啊，真就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你让我说什么快乐的事情呢。”
“就是有点幽默的，总之不要老是苦凄凄的么。”
“有什么是幽默的？你让我想想……有这样一件事，你说好笑吗？”
妈妈说那是最后一次，伯伯上她们家了。当时大家都很激动，上海的伯伯来了。那时候，对妈妈来说，上海意味着一个很伟大的地方，所以伯伯从那里来，就显得特别了不起。大家都拥到了厅堂里，期待地看着伯伯，好像能在他那里得到什么。果然，他带给孩子们一包不用糖纸包的香蕉糖果。妈妈是第一次吃到糖果，惊讶地把糖吃进去又吐出来，放在手上好奇地看着。她不知道这么好味道的是什么东西。
外婆走来凑着妈妈的耳朵，告诉她说：“吃相太难看了，大伯会笑话我们家的。”
妈妈躲到角落里，把糖在舌头中间转来转去品味着。突然间，糖滑到喉咙里，她来不及控制，竟然吞了下去。妈妈失声大哭起来，外婆害怕地问她：“出了什么事情，你怎么啦？”妈妈指着喉咙：“糖掉下去了，我马上要死掉了。”大伯笑了：“糖自己会溶化的，没事。”
但是，妈妈还是感到一片惋惜，糖没有吃完，就没有了。大伯也没有再给她一块。
我跟着母亲笑了，真的是一个很好笑的故事。其实，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听她说过，可是我忘了，忘得干干净净，直到母亲说到结局的时候，我才想了起来。好像是第一次听到一样，笑了很久很久。甚至觉得都有点不好意思，妈妈出了这么一个大洋相。
如果把这个故事讲给我的美国同学听，他们又会作何感想？他们会对这些事情感兴趣吗？或者，他们仅仅是对母亲童年的贫困抱有一份同情？但是，对于我，关于妈妈的所有故事都已经变得意味深长了。当我今天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当我在那里拿到了学位以后，我尝试着重新开始理解我的母亲，理解一个真正的普通中国女人的痛苦。
在我过去看来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现在却让我停留在原地，久久地思考着。因为我看见了美国人的生活。对于他们会有怎样的生活，在去美国之前，我看过很多很多的书，可是到了纽约，我才发现，我是缺乏想象力的。我觉得仅仅说“和我们太不一样了”是不足以表达清楚的。当我和研究院的美国同学说话时，他们对“艰苦”、“穷困”、“痛苦”这些字眼也同样没有想象力。他们会问我：“你说，在六十年代，中国发生了三年饥荒，中国有很多人饿死。几乎全国六亿人口都吃不到肉。那你们那时候的食品不是很有营养吗？”我愣住了，我不知道这些差异是由什么造成的，我们的误解又在哪里，我无法回答这样的提问。
在我和母亲，在我和美国人之间，我没有信心。即使我在努力追寻一段历史，追寻一个真实的形象，去缩短文化之间的差距，但是，我知道这个形象早晚还是会被人遗忘，甚至被自己很亲近的人遗忘和忽略，连我们中国人，我们自己的下一代都会把他们远远地留在身后。
妈妈是在人群里长大的，她从来没有感到孤独。晚上，为了节约用油，家里就在厅堂里点上一盏马灯。一大群孩子，连同邻居的孩子都来听外婆讲故事了。她看过很多旧小书，有一肚子的故事。她手里做着针线活计，然后慢慢地叙述着一个又一个爱情故事……那里，永远有一个穷秀才，遇上了有钱人家的小姐，他们相爱了。但是他们门不当户不对，不能结婚。于是，穷秀才就在家里苦读十年书，最后考取了状元，娶走了小姐。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外婆就不讲了：“睡觉了，明天再讲。”孩子们都求外婆，这时候的外婆固执得很，没有人能说动她。她就是要卖这个关子。于是所有的孩子都怏怏地散去，殷切地等待着第二天。
妈妈说，她听得满心欢喜。终于在这些故事里悟出一个真理——要过上好日子，就得努力读书。只有读好了书，才会有出人头地之日。所以妈妈上了小学，就特别刻苦。每当说起这些的时候，她都得意洋洋地告诉我们：“我聪明得很呢，读六年的小学，年年考第一。你们有我这个本事吗？”
一个愤怒青年
我问母亲：“你相信宿命吗？”
她坚决地回答道：“不，我从来就不相信。”
“你觉得个人的努力是可以改变命运的？”
“我就是自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那当年，我被送到江西农村去的时候，你说，我能做出什么样的努力，才能改变我的命运？在那里，我呆了整整九年。”
“……”
母亲沉默了。她的理想主义是无法解答她自己和我们的生活的。当我一脚踏进了现实的时候，或者准确地说，当我开始第一天农村生活的时候，就不再相信母亲告诉我的“奋斗和努力”了。更多的时候，我相信宿命。不管老师从小是怎么教导我们和批判宿命论的，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善良的信仰。至少，当灾难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时候，当我出身在这样一个无可选择的家庭的时候，我找到了慰藉。甚至因为是宿命论，它给我提供了活下去的理由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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