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他们上马接受训练。教官跟在他们后面，不断地说：“马飞奔的时候，必须死死地勒住缰绳，什么也不能想。不管发生了什么，绝不能松手！不然就会被马摔死的。”
骑兵队来了一个熟练的骑手领路，他们跟着部队跑了七天七夜。每天黄昏的时候停下来吃饭，然后让马休息。妈妈总是告诉我：“那些马多听话啊，我们在吃饭，它们就在边上溜达散步。当一声号令下达时，马立刻就自动地站队。啊哟，站得好整齐啊，它们真是听话。”
但当它们奔跑的时候，却是凶猛极了。妈妈就是勒住缰绳不撒手。几天下来，妈妈的屁股坐烂了。在过蒙城的时候，经常是下山上山，颠得妈妈抱着大灰马的脖子，一路走一路淌眼泪。妈妈不好意思，把脸埋在马鬃里不让人看见。她说，她不想哭，可是疼得她忍不住流眼泪。这时候，他们已经跑出了鬼子的包围圈，田野里也可以看见老百姓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种地，一片田园诗的景象。他们已经进入河南地带。马队停留下来，当官的和妈妈他们商量，希望他们和部队一起走，因为部队接到了去东北打塞远的命令，他们这些学生可以在骑兵队里做文化工作。
妈妈坚决地说，她哪里都不去。她就是要去延安，去找共产党，去打日本人。
老百姓杀了猪款待骑兵队，妈妈却一口都吃不进去。她倒头在草垛子上狠狠地睡了一天一夜。醒来的时候，妈妈他们一起向骑兵队告别，这队学生又重新上路了。
他们走到了兴阳县，那里已经有铁路了。他们直奔车站而去。可是，到了那里才明白，哪里还有什么火车站，哪里还有什么火车时刻表这类东西。根本就没有人管了，坐火车也不用花钱。有本事就挤上去，看见火车就往上扒。谁都不知道车往哪里开。黑压压的人群，谁都管不了谁，就是在那挤来挤去，让人透不过气来。妈妈总是紧紧地跟着陈日蒙，其他的人都散了。抗战胜利以后，妈妈才听说，那一次他们中间只有一个人，叫刘海燕的，他终于挤上了火车，他是唯一一个到了延安的。后来在战斗中牺牲了。妈妈和陈日蒙上去的一辆火车，一直往前开，不知开向哪里。
当她们俩像一群难民被挤下车的时候，才知道是到了汉口。
妈妈身无分文，仅有的一点钱借给了一个女同学，陈日蒙说：“不管它了，我请你一个客。”怎么也不会想到，陈日蒙请妈妈去洗澡。真是说不出口，妈妈竟然从来没有进过浴室洗澡，也从来没有和别人一起洗澡的经验。妈妈脸涨得通红，羞答答地看见人家在那里脱衣服，脱得光溜溜的。每一个房间里两个澡盆，两个女人合用一个澡房。进了自己的房间，妈妈站在那里直发傻，那里用的是自来水，一个热水龙头，另一个是冷的。怎么用啊。
陈日蒙哈哈大笑：“我算是请对了，让你开了一个大荤。”
没有想到，大荤开完，陈日蒙非常幸运地赶上了最后一班去九江的大轮船，先走了。
天呐，站在汉口的街头，妈妈真是一筹莫展，身无分文怎么活下去呢。妈妈居然还有那份闲心，走进了“生活书店”去逛逛。突然，她遇见了师范的同学戈扬，她也刚从徐州突围出来。劫后相逢，感触太丰富了。走出书店，站在街头就说了大半天。戈扬说：“这些事，我一辈子也忘怀不了，特地写了一篇文章，《生活周刊》这期就发了，还给了我十五元稿费呢……”
后来她又说了什么，妈妈都没有听见，只记得她拿到了十五元的稿费。妈妈一路走着一路想她所经历的事情。于是，回到小旅馆，立刻借了一本《生活周刊》看戈扬的文章。这时候，她发现她所经历的比戈扬要复杂、惊险得多，戈扬能写，她为什么不能写呢？妈妈太羡慕那个稿费了。
中饭以后，妈妈坐在窗口的小凳子上，在椅子上铺开了一张旧纸，用铅笔写了起来。一闭上眼睛，她就看见过去的那一个月的日日夜夜，所有的事儿都涌上心头。不到黄昏就写好了，有五千多字。第二天，她誊抄了一遍就直奔《大公报》而去。一进门，妈妈就说：“我是来投稿的。”看门人连看都没有朝妈妈看一眼，只是朝二楼指了指。每天这样跑来的人太多了。
不一会儿，一个穿长布衫的男人走来，他打量了一下妈妈，问道：“你投什么稿子啊？”
妈妈说：“贵报刊出《徐州突围》征文启事，我就是来投这个的。”然后她还很不自量力地加了一句，好像人家一定会用她的稿子，“应征文章嘛，本来是不要稿费的。只是我在突围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丢失了。如果你们采用了我的文章，我要求发稿费。”
穿长布衫的男人淡淡地说了一句：“我看了稿子再说这些事情了。”
第二天，妈妈又跑到报社去了。一进门，听差的就把那位穿长布衫的先生叫了出来。
他态度和蔼地说：“你的稿子我们用了。”
妈妈急不可待地问道：“多少稿费？”
“二十元。”
“什么时候可以来取啊？”
“你只要看见你的文章刊出，就可以来取钱。”
妈妈刚转身要走，又回头客气地问道：“请问，您尊姓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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