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化叔叔，是不是从你那里出来，就追到我们家来了，要我们把稿子交出来？接着就把妈妈关起来了？”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估计你爸爸给他们逼得是跟他们说了，他把稿子给我看了。不然戴厚英不会说，把材料都摊给你，你还要赖，还不承认。”
没有人可以说革命是错误的，这是伟大的。每一个角色在那里都有自己的位置。然而，现在还处在黑暗中的，竟是那些有过革命理想的人。现在，他们已经不知道自己的反革命应该归咎于什么人，应该反对什么人。对于他们上一代人来说，这大概是他们最大的恐惧，也让他们痛苦万状。
不久（一九六八年的夏天），我们家在上海曹杨中学教数学的五舅舅朱祖铭又出事了，他作为现行反革命给揪了出来。我们都给拉去开他的斗争会，这才知道他的罪行是在毛主席语录上写了很多批判“语录”的东西。
五舅舅愤怒地说，是有人陷害他。可是批斗会上，哪里还有他发言的权利，他两手反绑着被人揪着头发拉上场。口号声，大声朗读的语录，还有革命歌曲，把会场搅动起来。灯光不是那么耀眼，稀稀拉拉的一些灯泡吊在大食堂的顶上。饭桌叠起来堆放在墙角旮旯里，五舅舅被反绑着双手跪在众人之前。在这半明半暗的光线中，他居然显得很冷静。
他轻轻地，却是一字一句地说道：“我是共产党党员，十几年来被评为历届上海市的优秀教师。我有夜盲症……”没有等他说完，造反派头头王道冲了上来，拉住他的头发，一个转身让他面对整个会场。
王道叫喊着：“把头抬起来，现在你看见革命群众了吗？”
“我看不见。”
“什么？你这个反革命，竟然敢把革命群众不放在眼里？”
“我有夜盲症。”
有人走上来，拿着一根粗粗的缝被子针，贴着五舅舅的眼皮，在他的眼睛前面晃来晃去，他支撑着就是不眨眼睛。突然，五舅舅发出一声喊叫。
王道说：“你装什么死！”
五舅舅说：“你们不能用针戳我的眼睛啊。我只是晚上看不见，但我不是瞎子！”
我害怕极了，低下头不敢往五舅舅那里看。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几乎要把我们一起淹没。只是我们都感到庆幸，那天晚上没有逼我们上去发言批判舅舅。
从批斗大会的现场出来以后，我们就听不到任何五舅舅的消息了。我们似乎开始习惯这种充满了恐惧的日子，习惯地听到周围的朋友家里的人，都在无声无息地消失，习惯地接受所有的厄运的到来，更习惯生活在这种没有安全感的时代。谁谁被抓走了，谁谁被关起来了，谁谁被打死了。只要还活着，剩下的一切都是能够接受的。
那时候，什么都不敢出去说。那份恐惧是难以描述的，像慢慢降临的夜幕，悄悄地走入我们的生活，默默地挨近我们，然后，我们就在黑暗中摸索，去体验，去适应。出门的时候，也会听到一些笑话。什么人从楼上跳下来自杀，却摔倒在一个行人身上。结果自杀的人没有死，却把那个行人给撞死了。试图自杀的人的脑袋还在淌血，但是他会像电影里的英雄那样说道：“我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
日子还在过着，但是爸爸的小说《战争与人民》却不知到哪里去了。
最后的消息
一直到五个月以后，已经是夏天了。家家户户的窗门都打开着，半夜三更，我们听见有人在那里敲着厨房后面的玻璃窗。越敲越紧，我和小梅贴着厨房的小门往那里张望，一个黑影在那里闪过，小梅突然叫了起来：“哥哥！”
我吓得跟了上去，晓岑从后楼梯上跑了上来。小梅慌慌张张地打开门，刚要去开灯。晓岑赶快暗示她：“不要开灯！”接着他又问道，“家里有什么吃的吗？我饿啊。”
我们都吃惊地问他：“你怎么回来了？”
晓岑说：“我是从隔离室里逃出来的。”
“你算被隔离了？”
“不要怕，他们总要放我回家的。”
“怎么能从隔离室里逃出来呢？”
“我跳到靠近窗口的一棵树上，然后翻墙出来的。”
“他们要发现了怎么办？”
“不会的，我吃了东西就从原路回去。家里还好吗？”
“还好……”
家里什么吃的都拿不出来，终于发现还存着几根妈妈买的香肠，把它们全都煮了。晓岑在那里大口大口地吃着，像是没有咀嚼就往下吞咽。我们都着急地问他，爸爸的书呢？
“被他们抄走了。”
“是在你那里吗？”
“在我那里，妈妈交给我保存的。”
“你把它转移到哪里去的？”
“我就把它放在学校宿舍里的床单下面。”
“那你为什么说放到青浦朋友家去了呢？”
“我原来想在半路上甩掉他们，结果他们就那样押着我，盯得死死的，逃不了。只好把他们带到学校去了。”
“妈妈怎么会说出来的呢？”
“妈妈一定是给他们打得不行了，才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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